智慧城市技术首先要服务于市民

AI+教育、AI+医疗等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在现场展示。 记者 赵立荣摄

城市是人工智能(AI)最大的应用场景，AI是城市发展的新动力引擎。2020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昨天进入第二天，在“国际日”核心论坛——国际智能城市峰会上，围绕AI与城市的未来，一场延续全天的高端对话在线上线下同步展开，涌现出一些有趣的话题，比如：机器人能不能代替公务员?技术越先进是不是意味着城市就越聪明?但核心议题是，高水平智慧城市的首要考虑，应该是技术服务于这个城市的人民。

技术的背后更应关心人

多种信息技术的深度运用，可以说是智慧城市的标志，特别是随着AI的成熟，更让城市管理者如鱼得水。但“技术”应该成为智慧城市最重要的标签吗?专家们并不这么认为。

新加坡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理事阿伊莎·卡纳说，按传统理解，智慧城市就是提供各种技术方案。但在考虑使用什么技术之前，更应该想清楚：建设城市究竟是为了什么?

事实上，新加坡的“智慧国家”定义中，并未具体提及如何建设物联网、AI、区块链、5G，而是强调“智慧国家关注的重点是国民”。

新加坡对新技术的使用很开放、很勇敢，却不是为技术而技术。比如：去年10月，新加坡完成了“飞行出租车”的首飞，但这不是炫技，而是为了探索优化交通、降低对私家车的依赖，从而让城市更加绿意葱茏。卡纳说：“不能把技术强加于人，首先应考虑老百姓关心什么，这才是智慧城市正确的思考方式。”

在讨论技术与人的关系时，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城市弹性与能源合作实验室联合主任乔·拉维茨用一个更新的概念“明智城市”(Wise City)，来区别“智慧城市”(Smart City)。他认为，过分注重功能性的智能系统存在盲区，因此，不仅要在技术上实现智慧，更要使城市能真正应对挑战。拉维茨举例说，构建一个非常智能的垃圾处理系统，处置效率可能非常高，但明智的选择，是设计一个能让人们少制造垃圾的系统，为此，需要将技术和社区背景、文化，甚至烹饪的习惯都考虑进去。

某种意义上，高水平的智慧城市，技术应该是无感而泛在的。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陆森在讨论中说，未来，智能技术应该就像水电煤一样，提供无缝的服务体验，使得城市发展回归本源——让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大量政府工作将被外包给AI

此前，很少有人会把政府工作人员列入“可能被AI取代的职业”名单，但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斯蒂芬·格史密斯表示，这一现象在将来可能是大趋势。事实上，许多城市在处理市民需求时，为化解公共服务能力不足的问题，已经开始用AI取代人。

格史密斯说，目前，不少政府工作人员每天都在重复做一些枯燥的工作，比如填报表、发文件，这些任务都可以通过深度学习，训练AI来完成，从而让公务员能被安排去解决更复杂的问题。实际上，洛杉矶已经开始用机器人接电话。而且，格史密斯认为，未来政府所有的前台工作，都可以外包给AI。

在用AI提高行政效率、改善服务体验方面，新加坡也有不错的案例。卡纳说，新加坡政府正在推进一个名为“生命中的重要时刻”(Moments of Life)的计划，该计划为市民提供了一个AI助理，“和政府打交道本来很繁琐，这个AI能让你办事无压力、申请无烦恼，还可以预测你的需求，提供个性化服务。”比如，对初为人父母的年轻人，AI助理会告诉你如何进行新生儿登记、如何预约预防针;孩子长大一点以后，它会根据他的兴趣，为你推荐合适的学校，并把他列在入学候补名单。

城市治理不应排斥商业介入

用AI提升城市的智能化水平，看起来这应该是由政府推进的公共事务，商业利益似乎要少介入。但对这个判断，参与昨天峰会的专家们并不认同。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可持续城市中心执行主任谭征祯说，在数字城市的发展中，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是必不可少的。城市的数字化转型，需要提出能带来商业价值的主张，借助商业利润加快数字化进程：“没有正确的社会价值，技术和商业就可能对社会产生不利影响;但如果不产生商业价值，社会价值最终也很难实现”。

格史密斯用案例解释了智慧城市该如何创造商业价值。人行道和路边空间的维护，一直是政府部门的责任，每年要花许多钱。但洛杉矶在路边空间加装传感器、构建物联网，搜集数据加以分析后，为靠边下车、停车以及类似行为定价收费，既化解了停车矛盾，更将公共责任变为一种资产。

他山之石，值得上海借鉴。陆森认为，上海的智慧城市建设也应考虑与经济发展对接，让AI在赋能城市治理与传统产业的过程中，催生新的数字经济门类。由此，智慧城市建设会更有效率，更见水平。

责任编辑：上官慧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