岷峨风骨的当代回响——孙和平诗词创作论

浣花溪的柔波，千年来流淌着杜甫“茅屋秋风”的忧思；这浸润着诗魂的流水，如今在孙和平教授的笔墨间，焕发出深沉的当代意蕴。这位曾以三百万字梳理巴蜀文化肌理的学者，在人生的金秋时节重拾诗笔，将学术理性与诗性热忱贯通，行吟在浣花溪畔，寻得了学术著作之外的生命皈依。他的诗词创作，既是对浣花溪诗脉的当代续写，亦是对自我生命形式的终极叩问——如其所言：“诗词已融入我的生活，成为一种生命形式”。这种“皈依”，非关避世的隐逸，而是以学者之眼观照万物，以诗人之心体悟世情，在历史与当下的交汇处完成精神的安顿。

作为当代蜀中诗坛的领军人物，孙和平教授以深植巴蜀大地的根系和贯通古今的笔力，构建起气象峥嵘的诗歌世界。他的两千余首诗词将山川风物、历史记忆与人文精神熔铸一体，既承载着岷峨风骨的刚健气韵，又流淌着竹枝词般的清新民风，为“蜀诗”美学体系的构建提供了重要实践基础。事实上，他在担任四川省诗词协会会长期间，一直是“蜀诗”理念的自觉践行者与“岷峨风骨”的坚定张扬者。其《浣花溪诗草》（以下简称“诗草”）即将付梓，细读诗词百首，我们得以触摸蜀地山川的脉动，聆听历史深处的回音。可以说，他的诗词创作是对巴山蜀水的深情礼赞，更是对历史记忆的深刻诠释。他的创作实践与理论倡导，为传统诗词的现代转型提供了一份鲜活的个案研究。

一、巴山蜀水的诗性重构

《浣花溪诗草》可谓是一部以脚步丈量、用生命体悟的巴蜀山河志。诗中的巴山蜀水，绝非风景明信片的简单复刻，而是经过心灵熔铸、文化浸润的诗性空间。诗人深谙“一方水土养一方诗”之理，在地理肌理中开掘文化基因，在风物符号里唤醒集体记忆，以雄浑之笔重构蜀地山水，赋予其超越地理意义的精神内涵。

“诗草”中激荡着险峻与壮美的交响。诗人着力凸显蜀地的雄奇险绝与历史沧桑，《下四川》开篇即定调：“古道西风下四川，天梯石栈挂山峦”，以“天梯石栈”的险峻意象，瞬间唤起对千年蜀道艰辛的集体记忆；“秦巴四万八千年”（《下四川·一》）、“四万八千年蜀川”（《光雾山故事·一》），更将个体行旅置于地质时间的宏大维度，赋予山川以亘古的厚重感。《襄渝铁路》中“高崖悬臂云霄迥，激浪奋身冰雪寒”，则把现代工程奇迹与巴山蜀水的原始险峻并置，奏响人力与自然搏斗的雄浑乐章。这种对蜀地“力”与“险”的强调，正是“岷峨风骨”中雄健气魄的地理基石。

“诗草”中浸润着温婉与灵秀的神韵。在雄浑主调之外，蜀地的温润灵秀亦流淌于字里行间。《老成都》以“锦水芙蓉宜晓看，城中街市漫炊烟”点染蓉城韵致；《青城山戏得二绝》捕捉“坐雨观峰七八座，举觞邀月两三家”的幽静仙气；《龙门山民宿观月》则在“乡家民宿久凭栏”的静谧中，体味“明晖似水身清白”的澄澈境界。这些画面，浸润着蜀地特有的生活美学与闲适情怀，也展现了其诗歌风格中深沉内敛的一面。

孙教授以学者之智与诗人之心，完成了对巴蜀山河的“双重观照”。他既忠实于地理的骨骼与血脉，秦巴的险峻、三峡的壮阔、青城的幽翠在诗中历历可辨；更赋予其文化的魂魄与当代的呼吸。他笔下的巴山蜀水，是物理空间、历史层累与生命体验交织而成的诗意复合体。这种书写和重构，正是“岷峨风骨”在新时代山水书写中的沛然呈现，既雄浑刚健，又深植于大地烟火，为古老的蜀地山河打上了鲜明的个人印记和时代烙印。

二、历史记忆的现代转译

孙教授的历史书写，是一种饱含深情的历史打捞。他像一位手持诗笔的译码者，将尘封的历史、模糊的记忆、消逝的场景，转化为充满情感与生命质感的诗行。无论是知青的锄头、背夫的打杵、移民的牛鞭，还是戏台上的锣鼓、古画中的耕牛，都在他的笔下获得了穿越时空的叙事力量。这种转译，不仅是对过去的深情回望，也为当下提供了辨识自身的精神坐标，有助于在历史的镜鉴中更清醒地认知来路与前路。

他擅长将宏大叙事沉入个体命运的肌理。《知青记忆》中“扛肩锄把横天地，书画田园作纸笺”的豪情，与“破梦鸡鸣犹自惭”的困顿交织，一代人的青春热血与迷茫在犁沟与书页间显影；《襄渝铁路》“摆手千山来列阵，欢呼万壑铁桥宽”的壮阔场景，将国家工程转化为血肉之躯与险峻山川搏斗的生命史诗。这种书写，使“大历史”不再是抽象符号，而是可触可感的生命经验。尤为动人的是《哭长兄别我而去》：“自小同甘翻共苦，从今地老更天荒”，寥寥数语，将失去兄长之痛升华为对生命脆弱与亲情永恒的普遍咏叹，个体哀伤接通了人类共有的情感共鸣。

他对集体记忆的转译更具文化深掘的自觉。《填四川》以史诗笔法勾勒移民壮举：“指手天宽为业界，栖身地广著牛鞭”，将筚路蓝缕的创业史凝练为“牛鞭”开拓的象征性意象。《背夫》中“多少背夫撑打杵，直将青岭驮双肩”，让“打杵”这一濒临消失的劳作工具，承载起巴蜀先民坚韧精神的记忆。在《台湾老兵还乡》中，“坊间不见娘亲面，梓里曾听父语声”的锥心之痛，让历史悲欢在个体命运的褶皱里获得具象承载。

他的转译更体现为对文化符号的创造性激活。如，《川戏四首》将传统戏曲转化为观察世相的棱镜：“一碗清茶泡进戏，悲欢离合怎吆台？”借戏台演绎人间百态；“变脸人惊多诡谲，江湖一笑化云烟”，以“变脸”绝技隐喻世情变幻，古典艺术形式被注入现代生存哲思。而《“五牛图”感赋》中，韩滉笔下的唐画不再仅是艺术珍品，更被阐释为开江地域“牛起精神”的源头活水，历史文物由此转化为鼓舞当下的精神图腾。

三、蜀诗美学的理论建构

孙教授对蜀诗美学的理论建构，始于对本土文化基因的自觉体认与符号化提炼。他明确提出：“蜀诗是上苍赋予我们四川本土文化的一个符号标识。”他倡导四川诗词创作应追求本土的独特文化价值和意义。这一界定超越了地域书写的表层意义，将“蜀”从地理坐标升华为文化标识。在孙教授的理论框架中，“蜀”字既是空间定位，更是文化坐标。他尤其强调“本土性”是蜀诗的灵魂：“蜀诗姓蜀”，必须让方言、风物、历史记忆等元素全方位渗入诗词肌理，强调诗词创作的本土性根基。这种理论自觉，使蜀诗从创作实践升华为文化身份认同的载体。

孙教授的蜀诗理论体系以“岷峨风骨”为美学核心。这一概念源自1986年创刊的《岷峨诗稿》，经孙教授提炼，成为蜀诗的精神标杆——它融合了“刚健、质朴、活泼、清新”的群体风格。在孙和平的阐释中，“岷峨”既是地理符号，更是精神象征：岷山之雄浑与峨眉之灵秀，对应着蜀诗的双重气韵。他将“风骨”解构为三重维度：历史使命感、现实关怀度、艺术创新性，形成了一套兼具文化深度与实践活力的体系。他个人的创作，恰是岷峨风骨在创作层面的注脚。

在孙教授的创作中，“岷峨风骨”是蜀诗的灵魂，它凝练了巴蜀大地的雄奇险峻（如剑门、三峡）、历史的厚重沧桑（如三国烽烟、长征壮歌）、民性的坚韧乐观（如背夫、农民工）以及文脉的深沉博大（杜甫的忧患、李白的飘逸）。其诗歌美学特质表现为雄健遒劲、深沉厚重、鲜活灵动。如《庄严国旗》中“万亿青丝血丝染”的雄浑炽烈，彰显刚健气魄；《背夫》以“打杵”这一方言工具书写“直将青岭驮双肩”的坚韧，赋予劳动记忆以崇高意象，体现质朴的生命力；而《接待窗台松鼠》“坚果食材凭享用”的谐趣，则展露风骨中活泼的日常灵性。

同时，他的创作实践，在“蜀诗”边界的拓展与诗艺探索方面，也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尝试。其一，他以在地化视角深耕蜀地题材疆域。他不仅写传统意义上的名胜古迹（如青城、峨眉、三峡），更将笔触深入米仓古道、通江老区、乡场坝坝、农民工群体、知青记忆、襄渝铁路建设等鲜活的、带有强烈蜀地印记的题材领域。《填四川》《下广东》等诗，更是将宏大的移民史与当代民工潮纳入“蜀诗”视野，赋予其深厚的历史感和时代性。其二，他以方言俗语活化蜀诗的诗性语言体系。孙教授深谙方言是地域文化活化石。他大胆将“叶子巴烟”（《乡场三首·二》）、“打杵”（《背夫》）、“坝坝茶”（《龙泉驿桃花节·二》）、“吆台”（《川戏四首·一》）、“活路”（《知青记忆·二》）等鲜活方言词汇融入典雅诗体，不仅增强了地域风情和现场感，更在文白交融中创造出一种既古朴又活泼的语言张力，丰富了“蜀诗”的语言表现力。其三，他在体裁与形式方面开展创新实验。他擅长七律的厚重与竹枝词的轻灵。《琵琶美女歌》则展现出大胆突破：采用长短句杂陈、语气词（“也也也”、“呀呀呀”、“罢罢罢”）穿插、川剧帮腔式的节奏（“嘍吜撞”）以及密集拟声（“嘈嘈切切兮叮叮咚咚纷纷纭纭”），将现代自由诗的抒情强度与传统词体的音乐性相结合，形成极具蜀地戏曲韵味的哀婉交响，为“蜀诗”形式探索提供了范例。

四、民间立场的生命观照

孙教授诗词最动人的力量，源于其始终如一的民间立场。他以俯身泥土的姿态与感同身受的温度，践行着对民间立场的生命观照。这种观照，绝非居高临下的“采风”，而是以生命共同体的意识，将诗人的心跳与劳动者的脉搏共振，在寻常巷陌与山野田畴中打捞被宏大叙事遮蔽的生存本相。

他擅于为边缘者塑像，赋予沉默者以诗性尊严。他的诗笔，始终对准蜀地大地上那些平凡甚至边缘的劳动者与生活场景。《背夫》中那躬身前行的剪影，《农民工》中寥寥数笔勾勒出漂泊者的沧桑，浓缩了底层民众的生存况味，触摸到时代变迁中的心灵阵痛。《留守吟》中“箐林院坝坐松风，茶泡新秋味不同”的闲适表象下，“唏嘘儿女各西东”的叹息，道尽了乡村空巢化时代的情感空洞。这些诗行，是对劳动者的礼赞，也是献给无名者的一份深情致意。这种立场，源自对民众情感的深切共情与价值认同。

他善于在平凡烟火中发现诗意。将日常碎片点化成诗，印证了他那句“诗词，已经融入我的生活，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生命形式”的真诚告白。《乡场三首》宛如一幅幅生动的川东北民俗画卷：“半罐盐巴半斤醋，一双泥脚印斜阳”、“高腔大戏唱登堂，武打文生闹一场。”赶集的琐碎、看戏的投入，都成为承载乡民情感与生活智慧的诗意瞬间。《茶馆》《彭镇老茶铺杂咏》捕捉“泡碗清茶人自闲”“人图清静一杯茶”的蜀中闲适哲学，体现了对普通民众生活节奏与精神世界的尊重。《坝坝电影之忆》则复活了特定年代乡村的文化狂欢，将“繁星拥挤大睁眼，情性燃烧总贲张”的集体情感体验升华为一代人的精神记忆。《接待窗台松鼠》里“坚果食材凭享用，知交情份不疑猜”的平等对话，展现了与自然生灵和谐相处的朴素情怀。这种民间视角不是猎奇式的展示，而是生命情怀的外化流露。这不仅是题材的选择，更是一种价值取向。

当理论建构的锋芒与民间立场的温度在其诗行中得到结合，“岷峨风骨”便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成为可感、可触、可歌、可泣的磅礴诗魂。

五、诗教传统的现代传承

作为教育工作者，孙教授的诗词创作自觉承担着文化传承的使命。他以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与诗教传承的主动担当，将“兴观群怨”“温柔敦厚”“文以载道”的诗教精髓，以生活为课堂、以山河为教材、以时代命题为课题，在蜀地沃土上构建起“诗性启蒙”的现代路径。如其所言：“人或可不读诗，但心中不可无诗”，诗教本质是培育“诗意栖居”的生命能力。

因此，孙教授的现代诗教，展现的是由内而外的生命滋养。他擅于在日常烟火中激活诗性基因。《咏怀少年强则中国强》记录六岁孙女“召集全家听课”的童趣场景：“少年书卷诵高风，千古中华吟啸同”——孩童天然的仪式感被升华为文化传承的象征，家庭空间由此转化为诗教启蒙的生动课堂。这种“生活即诗教”的理念，消解了诗歌的殿堂壁垒，让诗心在浇花饲鸟、课孙娱亲中自然生长。在《诗友聚会》里“歌吟襟抱山川志，掬饮江东父老泉”的场景描绘，展现了诗词传承的生动图景。可以说，孙教授的诗教实践，是一场将古典诗心植入当代生活的精神播种。如此，诗便超越了平仄格律的束缚，成为安顿心灵的一种方式。 孙教授的诗教格局宏大，始终贯穿着深沉的家国情怀与天下意识。其诗，即其教。从《新长征》将革命传统与时代使命对接，呼唤“再奋旌旗向大同”的理想，到《杜甫寄居梓州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中对诗圣家国情怀的深刻体悟；从《书斋杂咏》“把琴吟啸三千丈，安得人间不乐天”的豁达境界，到《接待窗台松鼠》中体现的万物平等与生活情趣，其作品在思想深度、情感浓度和艺术表现力上的追求，为读者提供了涵养心性的精神养分。亦可知，其诗心所系，在苍生，在社稷，在天下。

孙教授的诗词之路，是一场迟来却酣畅的精神返乡。青年时因“旧诗束缚思想”弃笔，晚年反在格律中觅得自由。他自陈：重拾笔墨“获得从未有过的成功感”，超越学术著作带来的快慰。这种“激动”，正是诗心对生命原乡的抵达。在浣花溪的柔波与巴山的险峻之间，他完成了从文化研究者到本土诗性代言人的身份融合。其诗词如一条不竭的溪流——源头是杜甫草堂的月光，中游奔涌着田野调查的泥泞与光芒，最终汇入“岷峨风骨”的当代海潮，为蜀地点亮了一盏诗灯。这盏灯，照见的不仅是蜀山蜀水的精魂，更是一个学者诗人对生命诗意的深情凝视。（作者：杜均）

孙和平简介

孙和平，四川开江县人，四川行政学院退休教授。早年曾在达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今四川文理学院）任教，后调入成都，任职于四川省委党校、四川行政学院。长期致力于文化社会学教学，长期进行四川本土文化的田野调查与研究。专注于文化社会学田野调查，系统研究四川方言、传统村落和县域文化。出版《四川方言文化——民间符号与地方性知识》《人文开江——县域社会与文化个案研究》等学术著作十余种。

诗歌风格：受杜甫影响显著，作品兼具沉郁顿挫与温柔敦厚之美，常以巴蜀山水、历史人文为题材，融合地域特色与古典意象。 曾任四川省诗词协会会长。出版文学专集《守望春天》《浣花溪随笔》《眷顾的美丽》等诗歌散文集，有作品入选语文教材或获奖。

本文作者简介

杜均，号悦竹，1984年生，四川阆中人，现任四川省诗词协会副会长、四川省作家协会诗歌专委会委员、武侯区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参加2015年中华诗词学会山东寿光“青春诗会”，曾获第四届刘征青年诗人奖、四川新闻奖等，在《中华诗词》《中华辞赋》等刊物刊发作品数百篇。

责任编辑：吴蜀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