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扬澎湃的《马赛曲》追忆1987年在法国马赛进修的学术滋养

缅怀世界药理与毒理学大师H. Rochat

文/吉永华

领命 言归正传。进驻实验室一周后，Herve Rochat从巴黎返回到马赛。Pascale Marchot女士领我一道前往Herve Rochat的办公室。Herve Rochat身材伟岸，个头1米9有余。他的办公室用了3个中年女秘书帮他处理日常繁重的公务。我入坐在他的办公桌前，Pascale Marchot女士紧贴旁坐。他手拿一支笔，面露和善，微笑地直接开门见山：你身旁的Pascale Marchot女士从非洲曼巴蛇属绿树眼镜蛇（Denfroaspis viridis）粗毒中提纯到了一个新型的乙酰胆碱酶抑制剂活性蛋白成分，命名为Fasciculin-3。我请你过来，希望你将这个Fasciculin-3蛋白的全序列一级结构测定解析。他半开玩笑地鼓励到：我相信你的能力，用3个月的时间攻克目标！走出办公室，明确了领命任务，心中踏实，反倒没有丝毫的压力感。Pascale Marchot女士悄声安慰我：Herve Rochat忘记了时间的概念。随即我问她，能提供给我多少纯化的Fasciculin-3原材料？她明确回答：仅有100微克的量。我的妈呀，一下子让我坠入冷宫。在国内我亲历过，别说测定一个蛋白质序列结构，仅是测定蛋白质的氨基酸组成数目，开口就需要2毫克（1毫克=1000微克）的量，还宽容10%的误差。仅用100微克的量完成一个全新蛋白质的完整序列测定，并要求精准无误，即使放在今日，除非顶级仪器设备配置，高手云集的专业实验室，对于绝大多数专业实验室都是难以接手的空前难度挑战性。Pascale Marchot女士告知，她的前期工作结果曾投稿国际知名生物化学专业期刊JBC（The 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被一位瑞士同行评审建议增补Fasciculin-3新型蛋白的序列结构。箭已上弦无回头，哭爹喊娘无相助。唯有冷静面对，啃下这块硬骨头。

磨剑 大战在即，重任在肩，最忌畏的是慌乱无策。谋划攻坚克难的灵巧方案、路径、方法、自然免不了时刻悬在心头，不妨先静下心重温神经生物学基础知识，梳理相关肽类天然生物神经毒素结构与功能的共性、个性特征及其相关历史溯源典故，充实兴趣动力，有备为之。

结合神经元突触的模式结构示意图，可以得到微观动态形象理解，突触的前膜内含有不同形态的囊泡(小泡），这些小囊泡包裹有钙离子、谷氨酸、乙酰胆碱等各种不同类别的神经递质物质，被释放到突触间隙，再与突触后膜上的相关受体结合，迅速将化学能耦合转化为电能信号传递。乙酰胆碱酯酶游离在突触间隙夹层，负责将过量释放的乙酰胆碱分解成乙酰和胆碱小分子单元。大部分分解物会被摄取到突触前膜，重新合成乙酰胆碱再利用。正常情况下，突触信息的动态形成、协调互补、传递完美无缺。一旦因衰老或病变，突触的信息系统某个环节出现脱节故障。功能异常紊乱，将会导致临床上阿尔茨海默症等神经性疾病的产生。参阅专业参考书：陈宜张主编的《突触》；王建军等主译的《神经科学-探索脑》。

相当部分的天然生物神经毒素归属多环、杂环或萜类等多样有机化学物。从蛇、蝎、蜈蚣、马蜂等陆生有毒动物以及海葵和竽螺等水生物种纯化得到的各种类型的神经毒素、血循毒素等药理与毒理活性成分均属蛋白多肽类物质。仅以蛇毒而言，主要分为神经毒素和血循毒素两大类。

蛇的血循毒素主要为溶血因子和抗凝血因子。溶血因子指金属蛋白酶，可以水解基质底膜，造成伤口处以及体内器官大面积严重出血。抗凝血因子指抗凝血和抑制血小板聚集的丝氨酸蛋白酶类因子，看似帮凶，实为主凶地切断体内的血小板和凝血因子参与止血。血循毒素两种因子的毒理叠加，促使肌体组织持续出血不止。若延误医治，轻则会造成肢体局部组织细胞的溃烂，变黑坏死，不得不做临床截肢手术，重则会诱发患者休克死亡。中国大连蛇岛的蝮蛇以及广泛分布在我国南方各省的尖吻蝮蛇（别名百步蛇、七步蛇、五步蛇，安徽黄山一带又称蕲蛇）毒液中含有的血循毒素蛋白，一度曾被国内学界盲目热衷，并被民间资本介入异想天开地开发为治疗临床血栓病症的“灵丹妙药”。喧闹了几年，偃旗息鼓。

蛇的神经毒素大致分为突触前毒素和突触后毒素两大类，个别成分被定性为膜离子通道的特异性拮抗剂。蛇的突触后毒素俗称为a-型神经毒素，分短肽链和长肽链两类。短肽链由60-62个氨基酸残基组成，內含4对二硫键，长肽链由66-75个氨基酸残基组成，內由5对二硫键链接。a-蛇神经毒素已被确定属突触后膜胆碱能受体的拮抗剂，它们选择性地与突触后膜的胆碱能受体结合，阻断由乙酰胆碱神经递质诱导的电流信号。

蛇的突触前毒素定调为b-型神经毒素，由122-124 个氨基酸残基组成，内含3对或7对二硫键不等。有趣的是，这类毒素蛋白兼有磷脂酶A2（PLA2)的活性。大多积累的研究资料表明，b-型神经毒素可特异调制突触前钙离子或钾离子通道的门控动力学参数，个别研究报告提到了对突触前囊泡和对突触后膜胆碱能受体的干扰，也有学者推测b-型神经毒素在突触前应有3个受容体结合蛋白。时至今日，关于b-型神经毒素的分子毒理机制仍是个未解谜团。另一个并非肤浅的疑惑：为何结构高度同源的人体内磷脂酶A2（PLA2)没有丝毫毒性，外源性的蛇磷脂酶A2（PLA2)却足以致人死地？始终没有令人信服的解答，自然无从谈起对策或隔靴搔痒。天然生物毒素多肽结构与功能的类似悖论之谜举不胜举。扯近点极端残酷现实事例，面对难以淡忘的新冠病毒对人类生存的肆意夺命，全球针对性有效科学防疫几乎束手无策，任凭病毒来无影去无踪，人类处于“应得尽得，应死尽死”的无奈。以毒理学专业视角，相对于同质的动物生物毒素蛋白多肽家族，归属于微生物毒素家族的新冠病毒毒素蛋白，超乎寻常地诡异，变化莫测，难以琢磨。难怪国内非专业的高官们哀叹道：不是卡脖子，是脑子被卡住了。但愿，在现代分子结构信息学和功能组学等多学科的艰难推进中，能逐渐贴近解密天然生物毒素毒理的蛛丝马迹规律性，并见到中国后生学者们的醒目足印。

两个学界重镇 谈到蛇毒与防治，理应瞩目闻名遐迩的法国巴斯德研究所和鲜为人知的巴西布坦坦研究所两个学界重镇。

阿尔伯特·卡尔梅特（1863-1933）自1895年起在里尔巴斯德研究所任领导职务达25年之久，1917年他被任命为巴黎巴斯德研究所副所长。1891年10月位于越南南部一个地区的北莲村遭到扁颈眼镜蛇（Capel Cobra）的攻击，被咬伤的四个人在几个小时之内都一命呜呼了。一位当地的‘耍蛇者’捕捉到19条这种眼镜蛇并把它们关闭木桶里。地方当局求助于西贡巴斯德眼镜蛇研究所，阿尔伯特·卡尔梅特与埃米尔 · 鲁和贝林（Behring）等同事联手开启了对眼镜蛇毒的研究兴趣。一举首创了抗蛇毒血清疗法，奠定了法国巴斯德研究所致力对蛇毒研究的方向。

巴西，60%国土位于亚马逊丛林地区，有约60种毒蛇， 还有数千种毒蝎子、毒蜘蛛等危险性生物，有毒物种数量之多居世界首位。巴西治疗蛇毒的传统草药压根没什么用。在获悉卡尔梅特等研制的抗蛇毒血清后，一位名叫维塔尔 巴西（Vital Brazil）的医生立即着手巴西毒蛇的抗血清研制。他发现，卡尔梅特的抗蛇毒血清只对眼镜蛇有效，对响尾蛇则无效，还容易引起过敏。他认为，抗蛇毒血清的有用成分不在于血浆，恰在于血液中的蛋白质，也就是今天我们说的抗蛇毒免疫球蛋白。纯化后的蛋白质，不但可以对付蛇毒，过敏的风险大大减少。于是，抗巴西矛头蝮蛇、南美响尾蛇伤害的单价血清以及抗响尾蛇、蝮蛇和非洲带蛇等一系列抗蛇毒血清应运而生。他是世界上第一个研制出抗毒蝎子和毒蜘蛛血清的科学家。

为纪念维塔尔医生为人类医学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他的头像被印刻在巴西最高面值的正面纸币上 ,烘托的背景是巴西矛头蝮蛇。

布坦坦研究所位于巴西圣保罗州西郊大学区，专门从事毒蛇、毒蜘蛛、毒蜈蚣和毒蝎子等各种毒性动物的研究、疫苗以及抗毒血清的研制。1889年，巴西沿海城市桑托斯港爆发了腺鼠疫情，州政府邀请维塔尔组织工作小组，研究预防腺鼠疫的疫苗，并买下了一个名叫“布坦坦”的庄园，作为生产抗鼠疫血清的实验室。1901年2月23日时任巴西总统签署法令，邀请维塔尔组建“巴西血清疗法研究所”，后更名“布坦坦研究所”。如今，布坦坦研究所每年生产近2亿剂疫苗和100万支抗蛇毒血清，雇佣的人员规模始终保持在千人以上。所内存有8.5万个毒蛇标本，是全球收藏毒性动物标本最多的科研机构。在巴西，类似布坦坦研究所性质的不同规模机构至少有5处，形成了自成一体，独步世界学界的科研与生物医药特色产业格局。

2015年和2017年我曾俩次受邀出访巴西，专程前往布坦坦研究所参访。在会议室内，对方的所领导和一线科研骨干10余人出面接待，圈点着我在中国蝎毒素研究方面的工作，着实让我感到有点意外。世界之大，圈子很小。对应了日本寺川进先生“科学世界性”的点拨。也切身感触到，任何新型产业化的点燃、做强做大，永绽生命活力，都离不开背后基础研究的坚实积累支撑。

4、法国学界三剑客 1983年前后，时任巴黎巴斯德研究所蛇毒研究方向的负责人Cassian Bon教授到访中科院上海生理所，我旁听了他与徐科先生的学术交流。他认为，神经元也是细胞，没必要刻意另立蛇神经毒素(Neurotoxin)概念，可统称为细胞毒素(Cytotoxin)。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对我的科学思辨多少注入了点启蒙。1989年9月由广西医科大学的汤圣烯和舒雨燕教授操办的国际生物毒素会议在桂林召开。Cassian Bon教授受邀到场。时值中国的六四风暴，人心惶惶。一部分外宾怯步香港，陆续返程。会议结束后，Cassian Bon教授与我同机飞回上海，我安排他入住中科院上海分院的宾馆内，第二天，陪同他在岳阳路320号中科院的园区内转悠。他已感到了外面时局的吃紧，忐忑不安，好在法国驻上海领事馆及时派车把他接走。他在巴黎巴斯德研究所的实验室曾接受过几位中国学者的进修。2005年,我受邀携弟子赵荣博士（现任职在美国贝勒医学院）前往巴黎，出席由他操办的《毒素与疼痛》专题会议。会后，由我的研究团队，也是唯一由中国人贡献的文章《The nociceptive/antinociceptive effects of scorpion BmK toxins by specifically modulating sodium channels》被收录在他负责主编的法语版《毒素与疼痛》专著中。

 

Lazdunski M教授是法国CNRS—索菲亚•安蒂波利斯分子和细胞药理学研究所一位集药理、生理与神经生物学等学科知识一身的头面人物。他孜孜不倦地专注钾离子通道研究数十载，积累了一大把CNS、EMBO和PNAS等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研究成果。他的性格严肃有余、咄咄逼人，傲视群雄，表面上远不及Cassian Bon和Herve Rochat的待人和蔼。他受邀出席了1996年6月在昆明召开的第四届亚洲--太平洋地区国际动物、植物和微生物毒素会议。当我在此次大会做完学术报告后，他起身拿起话筒，走到会场中间过道，当众给予了中肯的正面评价，备受鼓励。他曾随法国科学家组团到北大和科学院相关研究所学术座谈交流。Herve Rochat私下透露一个场景：当法国CNRS授予Lazdunski M的科研成果金奖时，他走上领奖台，自信满满地甩出一句：“下一届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大奖皇冠应属于我。 ”语惊四座，逗得在场的高官和学者们会意地纷纷竖起大拇指。他并非狂妄，的确实力超凡。

大多数科学家的可敬可爱之处恰恰体现在思想解放，无拘无束，率真地敢于诤言，毫不掩饰地袒露所思、所想、所爱、所憎。不由地联想到中国“国学”卫道士们极力鼓吹的“中庸之道”“隐忍”等适用封建官场的精致说教，反差鲜明。

     

Herve Rochat、Cassian Bon和Lazdunski M堪称法国一代药理与毒理科学家的三剑客，他们各具特长，兢兢业业，霸主一方，创立的学术拓垦业绩明亮后来者的前行。

5、台湾的学术一席之地 顺带不得不提及台湾李镇源教授的学术探路及其深远影响力。他被视为解开蛇神经毒素面纱的先驱者之一应不为过誉。

上世纪60-70年代，他与共事的伙伴学者成功地从眼镜蛇科环蛇属的银环蛇(Bungarus multicinctus) 毒液中发现了突触前和突触后两类神经毒素，分别命名为b-银环蛇毒素（b-Bungarotoxin)和a-银环蛇毒素（a-Bungarotoxin)。利用a-银环蛇毒素与突触后膜胆碱能受体的结合特性，推进了生理学与药理学中关于乙酰胆碱神经递质的分子机理认知。不仅拓疆了蛇神经毒素的研究领域，也奠定了台湾在国际生物毒素领域方面的一席之地。

李镇源，(1915年12月4日-2001年11月2日)

李镇源简历：台湾台南人。国际知名的药理学家，以研究蛇毒素知名。1945年获台北帝国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历任台湾大学医学院教授、药理学科及药理学研究所主任、院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74年后，任国际药理学联合会台湾委员会主席、"中华药理学会"理事长、国际毒素学会会长。1976年获国际毒素学会最高荣誉"雷迪"(Redi)奖。1990年以后，踏进台湾社会，不遗余力地参加各项民主运动和台湾独立运动，曾领导成立"100行动联盟"、"台湾医界联盟"，并担任主张台独的建国党第一任党主席。

大陆文革结束不久，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生化界泰斗周承鲁先生率大陆学者代表团出访台湾，他撰文道：所到之处，几乎每所大学，每个研究机构都设有蛇毒研究团队，构成了台湾学界的一道独特风景线。

据台湾同行告知，针对银环蛇毒素，台湾学者基本保持每年一篇The 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 (JBC) 期刊的产出。

李镇源先生早期对大陆的学术互动十分上心。20世纪80年代，他曾多次率台湾学术组团到大陆学术交流。他出席了1989年由大陆学者在桂林操办的国际生物毒素会议，会上他用流利的中/英/日三种语言做自我介绍，着实让到会的听众刮目。他力推1996年第四届亚洲--太平洋地区国际动物、植物和微生物毒素会议在昆明召开，扩大了大陆学者工作在国际学界的影响力。联想起1997年在日本静冈县立大学大会堂曾旁听了另一位台湾学术大佬、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李远哲的“世界一体化”特邀政见主旨报告，会后日本教授对李远哲的精湛日语大加赞赏。李远哲获诺奖后，大陆方面给予了他很高的尊重和荣誉。

悲催的是，这俩位国际知名的老李学者晚年热衷台湾政坛，都投胎变成了坚定的台独张目者。对此，我曾接着日本教授对李远哲的赞赏，直言反感此翁主张台湾取消中文, 普及英文的馊主意。一位李镇源的贴身弟子私下向我解释他身不由己随导师变节的缘由。2000年在巴黎召开的第十三届国际动植物微生物毒素会议上，80 高龄的李镇源上台申报下届会议移地台北承办。传言，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陈水扁向李镇源许诺，若申报成功，当局拿出40万美金资助。鉴于李镇源的特殊身份背景，在数百位参会者济济一堂的晚间会务会上，我毫不犹豫地举手要求发言，好在主持会议的是时任本届大会执行主席的Herve Rochat，只见他与身边的会议组委会同事交谈片刻，同意我上台发言。我当即申请提议：下届大会移地上海举办，高调上海举办国际大型会议的各种便利优势。第二天早餐，与李镇源老先生见面，他面露严肃，自然不会搭理我的早安礼节。会议后，国际生物毒素学会的常务理事们经过半年多反复酝酿，经投票，上海2票。台北1票，澳大利亚13票。我和弟子谭智勇博士分别在主会场和分会场做了学术交流报告。现任重庆师范大学的余晓东教授特意撰文《当代生物毒素研究特点和发展趋势─参加第十三届国际动植物微生物毒素会议之感想》。这里，无意偏题唠叨八卦插曲，只想吐露，生活在现代信息化社会，包括科学家不可能纯书生式地远离政治，避免深陷政治纷争，专注学术业务，洁身自好地自律自强实属难能可贵。科学巨匠巴斯德生前告诫：科学没有国界，学者有自己的祖国！ 献身人类科技文明、热爱祖国，融入民族复兴大业是每位文理科学者毕生恪守的坦荡底线。

黑曼巴蛇头部长方型，体色并不是黑色，主要是灰色、墨绿色、棕色、褐色、土黄色等；腹部为白色，有的为米黄色；有些个体的身上有浅色的条纹。黑曼巴蛇的名字源于其乌黑的口腔特征。 

黑曼巴蛇主要分布于撒哈拉以南的肯尼亚、坦桑尼亚、南非等非洲地区，西非也有零星的发现纪录。黑曼巴是地面生活的蛇类，栖息于开阔的灌木丛及草原等较干燥地带，善于攀爬树木，是一种高度机警、快速的捕食者，善于伏击小型哺乳动物和鸟类等猎物。它是非洲体形最大的毒蛇，长度可达15英尺，也是世界上最快的蛇类，以每小时12.5英里的速度滑行，还是被称为“非洲死神”的最致命毒蛇之一。它拥有一种可怕的特殊能力，当受到威胁时，可以一跃而起，挺直身躯站立，非常具有攻击性。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数据表示，黑曼巴蛇咬伤的死亡率高低取决于咬伤的位置、深度、数量、毒液浓度以及患者的健康状况等多种因素。据非洲当地医疗机构的统计，黑曼巴蛇咬伤的死亡率大约在 5% 到 20% 之间。其毒液以神经毒素为主。每次可射出100毫克毒液，能毒死约10个成年人。一旦被黑曼巴蛇咬伤，患者通常会在几分钟内出现咬伤部位的疼痛、肿胀、渗出液体、麻木等症状，随着毒素的扩散，出现呼吸急促、心跳加快、头痛、呕吐、瘫痪等症状。应对患者进行紧急处理和及时就医：立即冷水局部冲洗伤口；尽快地接受抗毒素血清和其他必要的药物治疗等，以利最大程度地减少伤害和死亡率。

东部绿曼巴。东部绿曼巴相对简氏和西部来说比较好认。头部是很干净的绿色，有点像翠青蛇，长得比较大气。东非绿曼巴有着和黑曼巴一样的高效毒液，平均长度1.5-2米，除了喝水或者特殊情况，一般不到地面上活动。喜食鸟类、蜥蜴或鼠类。东部绿曼巴还有一个称呼叫白脣曼巴 ,西部（非）绿曼巴的外表与东部绿曼巴不太一样。西非绿曼巴的颜色比较多变，鳞片较大较宽。鳞片中间有明显的黑色间隙 体型显得稍苗条些。

西非绿曼巴和简氏绿曼巴的区分比较明显。简氏的鳞片相对比较小，颜色大多偏橄榄色。简氏曼巴还有一个亚种叫凯摩西，尾部会呈现出明显的黑色。

   

分类上，无论是分布在我国长江以南大部省区、越南、老挝、泰国、缅甸和柬埔寨等国的环蛇属银环蛇和金环蛇，还是分布至我国海南岛、台湾岛、尼泊尔、孟加拉国和印度等更广区域的眼睛蛇，以及分布在非洲荒野大地的曼巴蛇均归属于眼镜蛇科。迄今为止，从眼睛蛇科的各种类蛇毒中发现的主体致死毒性成分，大多属突触后神经毒素单链多肽。我国中医理论中历来倡导‘以毒攻毒’学说，苏州大学秦正红教授针对中华眼镜蛇突触后神经毒素的临床转化，做了多方位的有益探究实践，不失为辟径生物新药研发的新视野和新疆场（参见秦正红主编的专著《眼镜蛇神经毒素：基础与临床》）。

顾名思义，乙酰胆碱酯酶抑制剂指的是该类物质可以特异地与突触间隙的胆碱酯酶结合，抑制胆碱酯酶的活性，使得神经纤维末梢突触前释放的乙酰胆碱不断堆积，激活突触后膜的胆碱能受体，导致细胞处于兴奋状态，增强肌肉收缩。乙酰胆碱酯酶抑制剂在临床上用途广泛，包括缓解重症肌无力、轻度或中度阿尔兹海默症状和帕金森病、良性记忆障碍以及脑器质性病变引起的记忆障碍、原发性闭角型青光眼、术后功能性肠胀气、尿潴留，促进肝组织再生。阴茎勃起功能障碍、高血压、心绞痛和慢性心力衰竭等诸多临床病症。临床上采用的乙酰胆碱酯酶抑制剂药品大致可分为卡巴比妥、苯巴比妥、司他林、异戊巴比妥、新斯的明、多奈哌齐、卡巴拉汀、毒扁豆碱、石杉碱甲、依酚氯铵等几大类，常见药品有：枸橼酸西地那非片、富马酸比索洛尔片、溴新斯的明、甲硫酸新斯的明注射液、氢溴酸加兰他敏胶囊、水杨酸毒扁豆碱眼膏、盐酸多奈哌齐片、重酒石酸卡巴拉汀胶囊、石杉碱甲片、溴吡斯的明片、多烯磷脂酰胆碱胶囊、枸橼酸西地那非片、富马酸比索洛尔片、瑞舒伐他汀钙片等等。需提醒的是，患者必须严格遵循医嘱，不可盲目用药。

上述已知的和临床常用的乙酰胆碱酯酶抑制剂清一色或属植物提取的有机化学物或由化学合成的有机物。Fasciculin-3则是时下唯一从由巴黎巴斯德研究所提供的西部綠曼巴蛇 （Dendroaspis viridis）毒中纯化的具有相对较强抑制乙酰胆碱酯酶活性的特异性多肽类物质。暂且搁置Fasciculin-3的分子机理深究、功效细判和药物实用可能性的评估，首当其冲需掀开Fasciculin-3的真实脸孔面纱，形象地说：先量体貌体征，再试功底能耐。专业术语：阐明Fasciculin-3的分子结构特征，以利解析其分子的归属、药理与免疫功能的分子活性部位、离体与在体的物化稳定性、动态量效关系和时程曲线、分子靶标的特异性、选择性、敏感性和靶点结合的亲和性、复合物的解离常数、可利用的结构优化、涉及药物研发的分子保护与代谢技术路径等后续跟进。实验室的同事们拭目以待，期待着芝麻开门。

亮剑Fasciculin-3世界独有，太珍贵了，不能用“价值连城”比拟。处在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愿景以及绝对确保超微量测序技术路径的明晰双重前提，万万不可冒然下手。所幸出国前有心携带了足够量的中华钳蝎毒性层析成分。管他三七二十一，先从中国蝎毒素试刀，取得技术性的突破和可复制经验。可谓初生牛犊不怕虎，蝎毒剑劈先锋路。

分布于中国淮河以北广袤大地的东亚钳蝎俗称马氏钳蝎 (Buthus martensi Karach)。从公共医疗保护和毒理学角度，东亚钳蝎不在致人于死地的危险性毒蝎名单内，然而，东亚钳蝎尾部毒囊释放的毒液被认为具有相当的毒性（rather toxic）。

入职中科院上海生理研究所蛇毒组的第二年，即1980年，徐科先生面授指示：小吉，接手担当中国蝎毒素的研究。之前，从未见过蝎子的模样，印象中只有“蛇蝎心肠”的丑恶比喻形容词。当年惊蛰过后，我便整装前往山东泰安，经当地部队88医院的一位老首长安排，蹲点泰安地区的中草药收购铺。收集的活蝎全由当地学童放学后在山间荒野抓获。数千条活蝎堆满两脸盆，自以为天然资源富足，直接以“杀鸡取卵”方式将每只蝎子含有毒囊尾部剪下装入器皿，置放在冰冻环境中带回上海，在实验室手工研磨蝎子尾部毒囊，离心去除杂质、取上清液冷冻干燥保存，视为粗毒品（crude venom)。

从1980年至1985年，每年带上实验室同事搭伴前往山东泰安或河南平顶山、禹州等地采集当地毒蝎资源。那时出差外地，能入住当地政府招待所已属高规格的满足。下榻河南禹州县政府招待所的两天，气温高达40度，无处洗浴，浑身散发出的汗臭气，自己难以忍受。在河南平顶山，住进山区一户村民的小窑洞内，晚间睡觉盖被子怕热，不盖被子吊胆蝎子从天而降，辗转难眠。一大早，村子的大喇叭播放着河南民众酷爱的豫剧高昂音调唱腔，村民们纷纷蹲在各自家的大院门口，手捧大碗面条，有说有笑。户主见我起床，热情地送上一大碗热气腾腾的“西红柿捞面”, 鲜美可口，饱腹倍儿爽。淳朴民风，爱你不商量。

1986年6月，陪同日本岗崎国立生理学研究所的寺川进（Susumu Terakawa）教授和他的助手木村 能章（Yoshiaki Kimura)奔赴新疆，考察天山南北的生物有毒物种。

平日埋头在科学院图书馆，查阅笔记相关文献资料，渐渐了解到了法国马赛北区医学院Herve Rochat实验室、俄罗斯科学院生物有机化学研究所Eugen Grishi院士团队,  墨西哥国立大学分子医学Lourival Possani教授群体，新加坡国立大学P. Gopala- Krishnakone教授小组等专注各种蝎毒素成分医学毒理、生化鉴定、新药分子的争芬斗艳。同时，仰慕美国华盛顿大学药理学家William A. Catterall研究小组借用中东蝎毒素Lqq V突破性地定格神,

经膜钠离子通道的亚基架构（J. Biol.Chem., 1984, 10; 259(3): 1676-1688）。为表彰William A. Catterall在钠和钙离子通道蛋白亚基组成的开创性发现，他荣获了2003美国神经科学学会颁发的年度大奖：即16th Annual Bristol-Myers Squibb Neuroscience Research Award－2003。此奖项在学界被认为准诺贝尔奖，之前接近一半的该奖获得者陆续荣获了诺贝尔奖。同样耀眼的还有日本北海道大学Masaharu Noda与日本京都大学的Shosaku Numa团队合作，依靠石房蛤毒素的毒理特异性，划时代地首次构建了电鳗鱼钠通道分子基因克隆图谱(Nature, 1984,312:121-127)。

这些科研成就奠定、引领、带动了多学科一系列相关科研成果的刮目井喷。同时彰显了天然生物神经毒素的“金刚钻”身价。

BmK I和BmK II  马氏钳蝎粗毒经分子筛和阳性/阴性离子交换柱层析交替分离，得到了两个单一层析峰组分XI- I和XII，两者的电泳鉴定均为一条带，均由60多个氨基酸残基组成，被估算的最小分子量为7000多，将两者分别命名为马氏钳蝎神经毒素I (BmK I)和神经毒素II (BmK II)。活体动物的毒性观察，两者对哺乳动物小白鼠均有很强的同级别痉挛麻痹致死效应（腹腔注射半致死剂量LD50：粗毒为2.4mg/kg、BmK I为0.48mg/kg、BmK II为0.63 mg/kg）。同时，两者对甲壳虫动物均有明显的强直麻痹毒性。有趣的是，BmK I对热的稳定性远胜过BmK II, 对昆虫的毒性远强过BmK II。由此隐约地埋下了一个学术疑惑：天然毒素对物种的选择性？再深入点，物种靶标的特异性与脱敏？详见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报，1983,15(6):517-522。

正当酝酿BmK I和BmK II的下一步研究推进时，得知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汪猷先生领导的天花粉研究组举办全国性的DDABITC/PITC双偶合微量手工蛋白测序法辅导推广班。机会难得，立即报名学习。主讲是位杨姓美籍台湾学者，顾梓伟先生张罗本次学习班，只见他忙前忙后，倾力倾为，确保了学习班的有板有眼，学员们受益实惠。顾先生有上海滩名望世家背景，为人温和，轻声细语。研究组前任几位业务头面人物出国逾期不归，顾先生不得不出面操心打理。学习班结束，我主动申请利用有机所天花粉研究实验室的便利平台专攻蝎毒素的多肽测序。顾先生满口答应，何乐而不为。于是，每天起早贪黑，风雨无阻，第一个进实验室，最后一人被劝离实验室，完全沉浸在实验的细节把握、结果的严判和反复验证，干劲冲天。看到意向的明晰，开心愉悦，遇到模棱两可的认定，彻夜难眠。不足一年时间，除第18位氨基酸未被测出，第8位是门冬氨酸(Asp), 还是赖氨酸(Lys)、第27和28位是门冬氨酸(Asp)或门冬酰胺(Asn), 还是缬氨酸(Val)难以决断，BmK I毒素多肽前30位的其余氨基酸序列被精准确定。当将BmK I毒素多肽部分氨基酸序列放入已知蝎毒素家族比对时，发现中国产BmK I与以非洲产蝎毒素Bot II 为代表的第三组序列结构特征相对贴近。

蝎毒素家族增添了新成员，其学术意义并非仅限于利好毒素多肽的分子毒理机制理解，还延伸到有毒物种的精细分类。我国两栖动物分类专家赵尔宓院士生前曾致力于冲破传统形态学分类法的视野， 探究毒素蛋白的同源性对应毒蛇品系与品种的分子分类法。扯的远点，蝎毒素多肽结构的保守同源性与变异度或许会为考证“大陆漂移学说”提供佐料，这是墨西哥Lourival Possani教授一度的发散性兴趣点。

汪猷先生是位德高望重的留学德国学者，在德国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他曾得到中国生理学先辈林可胜和冯德培先生的赏识。新中国建立前，他被聘为中央研究院医学研究所筹备处研究员。新中国建立后，他被聘为中国科学院生理生化研究所研究员。1952年底他转岗协助主政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的发展。他曾率领身边有生力量参与了我国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壮举。在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天花粉研究组的课题专攻短暂期间，多少耳闻了我国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荣誉分享和天花粉蛋白测序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的一些人与事争议。新知识的灌注受益良多，内心处潜移默化地受润到老一辈科学家们在学术上的进取好斗和独立人格及其待人处事严谨、高标、谦和的必备素养。

那年徐科先生出访日本，任由我自由闯荡。当他得知又一新作投稿，喜出望外。见科学通报中文版,1984,29(19):1200-120 2;科学通报英文版,1985,80(6):813-816。完整蛋白质初级结构的氨基酸序列测定无外乎要严把样品纯度、裂解方式、片段分离和片段测序对接四大环环相扣步骤。

HPLC图谱显示，在接近平台样温和洗脱条件下，层析柱单峰XI- I组分(BmK I )意外地呈现出两个成分，表明即使教科书认定蛋白纯度的电泳一条带，并非意味着单一成分。直白地说，教科书中将电泳一条带作为蛋白质纯度认定指标仅能作为相对参考，万不可断然笃定认定HPLC图谱中的主峰MT I应是马氏钳蝎毒中毒性最强的代表性成分BmK I。次峰MT II被顺理成章地认定为BmK II。

至于HPLC次峰MT II是否对应早期论文中的柱层析单峰XII，即认定的同一BmK II成分似乎仍保留技术性的存疑：1) 理论上HPLC的多肽分辨率远胜于柱层析的多肽分离。若HPLC次峰MT II即是柱层析单峰XII，何需在接近平台样的HPLC温和洗脱条件下才被分离？当然不排除采用的HPLC柱效欠佳。挑明直说；HPLC次峰MT II有可能是有别于柱层析单峰XII的新隐藏分子。同样，柱层析单峰XII有可能并非仅是个单一成分。这些隐藏分子只有在HPLC苛刻洗脱条件下才露真面。说千道万，认定了BmK I为马氏钳蝎毒中的代表性毒性成分足矣，其余同属性有毒成分皆是孪生兄弟姐妹而已。何况，命名是人为的，没必要苦苦纠结未成年的老二老三老四，探明它们在世的价值才是需关注的实质。

稍提一个小情节：当我把收集到HPLC主峰MT I和次峰MT II洗脱液放入冷冻离心干燥器时，被叫制止。管理仪器的人员担心洗脱液中乙睛(acetonitrile)有机溶剂对离心机的腐蚀损伤。不得已情况下，我大胆地将洗脱液分装在透析膜管中，吊在空中，用电风扇吹。路过的实验室同事见状个个惊讶，他们从未见过此般“骚”操作。

经测定，HPLC认定的BmK I和BmK II均由64个氨基酸组成。表明两者的个头身段几近雷同。

被还原和羧甲基化处理的RCM-BmK I和RCM-BmK II分别用金黄色葡萄球菌蛋白酶 (S. aureus V8) 和TPCK-胰蛋白酶(TPCK-trypsin) 进行酶解。通常，HPLC被视为是分离纯化酶解肽段的最佳手段。无奈实验室的公用HPLC仪器已排满了占用日程，压根挤不进使用的时间。任务又不许抄手静等，一时坐立不安。不经意中看到公用实验台上放有一堆TLC硅胶薄膜，灵机一动，何尝不试一试新的酶解肽段分离手段。真的是天助我也，两个毒素的酶解多肽竟然在TLC硅胶薄膜上被先碱性后酸性的两相层析液中高效色谱分离。

小心翼翼地用针头样钢药勺轻轻剔出薄膜上荧光斑点，分别放进Eppendorf试管内，加入偏酸性水溶液，轻微摇晃震荡，离心取上清液。在通风柜内，火焰拉制一个细口玻璃吸管，接上氮气罐，置在装有上清液的Eppendorf试管口处，轻轻地吹拂。彻夜盯注观察，实时调整吹气量。第二天，提交实验室技术员直接上机测定每个酶解肽段的氨基酸排列。不出2个月，两个蝎毒素多肽BmK I和BmK II被完美对接测序成功。

又一个传统专业教科书上灵活运用的技术“骚”操作，鲜活地再现了《南征北战》影片中铁牛小战士目视身旁气势磅礴的炮兵洪流，自信满满道：“大炮不能上刺刀，解决战斗还得靠我们步兵呐！”不免得意古人云：”车到山前必有路，得来全不费工夫。”

重新定量检验BmK I和BmK II两个单分子的整体动物毒性，发现两者对哺乳动物和昆虫均有较强的麻痹致死效应，两者对哺乳动物的毒性强度相差6倍 (小鼠脑室注射半致死剂量MLD：0.0018 BmK I mg/kg vs 0.0111 BmK I mg/kg); 致苍蝇幼虫的收缩麻痹单位 (CPU)相差3倍 (0.29 mg BmK I vs 0.88 mg BmK II); 致蟋蟀的收缩麻痹单位 (CPU) 相差近1倍 (0.72 mg BmK I vs 1.25 mg BmK II)。

当比对审视BmK I和BmK II的64个氨基酸序列时，仅见两个部位发生了变异：BmK I的Val59和Lys62被BmK II的Ile59和Asn62替换，其余62 个残基序列完全对应一致。BmK I和BmK II的序列解析，一方面有助于理解两个结构高度同源毒素分子的生化分离难度，其学术意义在于，拓展了毒素的毒理分子机制视野。之前，长链蝎毒素多肽家族第58位Lys正电荷残基被认为是维系毒素毒性的至关重要部位，此部位一旦被非正电荷残基取代，毒素的毒性会被千百倍地削弱，几近丧失。自然符合蛋白质的“活性中心”概念。

对应BmK I和BmK II的毒性落差，BmK I第62位Lys被BmK II的Asn取代，直接证实了长链蝎毒素多肽家族第62位保守正电荷残基对维系毒素的毒性同样举足轻重。由此，破窗解读了毒素多肽分子的“毒性中心”并非仅由单一残基独撑，应由先前研究证实的 Arg56、Lys60以及本工作揭示的Lys62等几个正电荷残基“点与面”复合形成。

BmK I的药理定性鉴定由日本岗崎国立生理学研究所的寺川 进教授接手完成。1986年夏季，我曾受邀在他的实验室进修3个月。他说，他也希望能有机会前往法国Herve Rochat实验室学习进修。当他得知我在法国短期内取得了两个BmK毒素的测序突破，热情洋溢地招呼，当我结束在法的进修返回东方后，再到他的实验室课题合作。于是，89～92连续四年，我每年3个月前往日本岗崎国立生理学研究所的寺川 进教授实验室。期间，他运用电生理胞内记录，鉴定了BmK I对海水大虾外侧大轴突神经纤维标本动作电位下降相的显著延长作用，同时运用电压钳记录到了BmK I对标本内向钠电流的强制延长效应。明确地提示，生物膜上电压门控钠离子通道应是BmK I的特异结合靶标。

整合两个马氏钳蝎毒素BmK I和BmK II的生化、分子结构以及药理鉴定结果一并投送青睐的学术专业期刊。见Toxicon,1996, 34(9):987-1001。

2004年Toxicon第44期刊登了一篇由巴西学者撰写的评述报告，题为：Most cited papers in Toxicon (被引用次数最多的发表在Toxicon专业期刊文章)。1996年我们投稿发表在该期刊的关于中国蝎毒素BmK I和BmK II的文章榜上有名，动态引用指数排名在第18位。在前百篇上榜文章中是唯一的中国学者挂帅贡献。无须拔高到为国争光的境地，中国蝎毒素研究靓丽登场国际专业学术舞台有据可查，实属难能可贵。若无暗喜同喜倒是“碰到赤佬了”。

俗话讲：一个巴掌拍不响。如果说生物毒素属主动攻方，响应的靶受体当属被动的防御方。双方的攻防策略、响应、互作、脱靶、失敏等说道远超出对生物毒素单方面分子结构与功能的“刺头”摆平。换言之，科学探究永无止境。生物毒素的毒理与药理学机制阐明及其实用转化任重道远。任何可圈可点的破局开窗只能化作蓄势动力，万万不可止步沾沾自喜。

Fasciculin-3  顺势BmK I和BmK II初级结构解析的旗开得胜，按部就班地一举破防了Fasciculin-3的序列结构“城堡”。Fasciculin-3多肽共有61个氨基酸残基组成，中间含有四队二硫键。

当对比数据库中相关毒素多肽的结构信息时，惊奇地发现，从西部綠曼巴蛇 (Dendroaspis  viridis) 得到的Fasciculin-3与早期从黑曼巴蛇 (Dendroaspis polylepis) 毒中分离的一个命名为毒素C (toxin C)序列结构完全对应一致，与另两个从東部綠曼巴蛇(Dendroaspis angusticeps)毒中得到的Fasciculin-1和Fasciculin-2序列结构高度同源。

按理，两个毒蛇亚种的毒液中含有同一种毒素成分似乎不足见怪。然而，科学探秘的求真务实，容不得半点模棱两可。前期积累的研究资料，一方面，从西部綠曼巴蛇毒中发现了突触后神经毒素(a-neurotoxins), 另一方面，有报道称，从西部綠曼巴蛇毒中找到了几个抗乙酰胆碱酯酶的毒素成分，另有报道验证了从特定区域或个体收集到西部綠曼巴蛇毒样品，并未发现具有抗乙酰胆碱酯酶的活性。那么，Fasciculin-3成分的真实蛇毒来源很可能是黑曼巴蛇毒的误标或黑曼巴、東部綠曼巴以及西部綠曼巴几个毒蛇亚种的或多或少混合粗毒品。

碘125标记的Fasciculin-3与大鼠脑乙酰胆碱酯酶的结合动力学参数、抑制动力学参数、解离动力学参数以及竞争结合效应等药理特性，结合Fasciculin-3多肽结构测定与同类分子比对数据分析一并见刊国际专业期刊J. Biol.Chem.,1993,268(17):12458-12467

不知不觉夏季悄然光顾，Herve Rochat看到了我提交的BmK I、BmK II和Fasciculin-3三个毒素多肽的一级结构测定图谱。一天他来到我的办公室，随身坐在办公桌上，亲切地嘱咐：不要没日没夜地整天待在实验室，我给你三个月的假期，带上照相机，出门到欧洲各地巡游。

一流的科学家、一流的智商、一流的情商激发着我心底崇高的敬重 !兴奋性抗昆虫毒素—BmK IT “兴趣驱动”是大多有作为理学科学家砥砺前行的定力，多少有些“和音”时下官场口口声声的“问题导向”下意识强调。

Herve Rochat曾提及对蝎毒中选择性抗昆虫神经毒素研究的灵感兴趣。早年，他在马赛郊区的自家别墅庭院举办烧烤家宴，席间，他与以色列学者Zlotkin.E关注到一个有趣的现象：蝎子以捕食昆虫为生，理应蝎毒中含有超强毒性的抗昆虫毒素，为何从中东产毒蝎AaH (Androctonus australis Hector), Lqq (Leiurus quinquestriatus quinquestriatus) 毒液中找到的几个代表性神经毒素AaH II、Lqq V等仅对哺乳动物的毒性超强，对昆虫的毒性却相对较弱，甚至无毒性反应 ？那么，蝎毒中是否还存在着另一类专对昆虫的杀伤毒素 ？这在理论上是合情合理的。Herve Rochat的医学背景驱使他的关注度自然倾力聚焦在攻克医学的现实难点和盲点，但他义无反顾地支持Zlotkin.E的科学质疑，调动实验室力量，开展了对抗昆虫蝎神经毒素的专题研究。很快，便从AaH、Lqq和Bj (Buthotus judaicus)蝎毒中找到并定义了两类选择性特异抗昆虫蝎神经毒素：一类能快速引起昆虫的兴奋性收缩麻痹, 定义为兴奋型抗昆虫毒素 (CP型)；另一类能缓慢引起昆虫的抑制性松弛麻痹, 定义为抑制型抗昆虫毒素 (FP型)。这类新分子的发现不仅开拓了研发新型生物杀虫剂分子模板的视野，同时，对全面解析蝎毒素结合靶标的分子演化、动态互作的敏感性等学术意义非同小可。

以色列学者Zlotkin. E与Herve Rochat在马赛实验室共事长达10年之久。实验室的同事闲聊时也会提到此翁的过往。 他是位极富个性的固执学者，很难有人能说服他形成的观点，他也被大家私下誉为创意者 “Idea machinery”。他从未在实验室亲自动手做过实验，整天“游手好闲”地浪漫，善于出主意、指方向、整方案、搞设计。

我接手中国蝎毒素研究时，自以为中国自古就有“斗蟋蟀”的民间传统文化，用蟋蟀作蝎毒素的整体动物毒性鉴定应是世界独创。谁知，Zlotkin. E早已在Herve Rochat实验室建立了不单单蟋蟀、还有美洲蜚蠊(大蟑螂)和苍蝇幼虫(蛆)的微量昆虫毒性鉴定成熟模型，并利用美洲蜚蠊神经索记录毒素的电生理特性。着实亲历了徐科先生的教诲：“在生物学领域，你想到的，别人都会想到，别人想到的，你未必能想到。”时刻提醒自己要保持谦虚谨慎，学无止境，“自鸣得意”或许不至于被打脸，往往少不了自讨没趣。

1986年夏季短期出访日本岗崎国立生理学研究所期间，满脑子“抓住机遇、出文章、出成果”的强烈愿望。夜以继日地对中国马氏钳蝎的抗昆虫毒素进行生化分离纯化。临回国前的头一天深夜2点到实验室取毒素多肽成分的测序结果。端详图谱，顿时两眼放光，兴奋不已。其中一个成分的前20肽序列竟然与已知的CP型抗昆虫毒素AaH IT序列结构高度同源，N-端均以KK特征起头。将这个毒素成分命名为BmK IT。另有几个成分的部分序列与FP型抗昆虫毒素的模板结构贴近，分别命名为BmK IT2—BmK IT5。在日短短3个月，回到国内称体重减轻了近8斤。不敢懈怠地先将BmK IT的研究结果整理成文。添彩中日双边科技合作的实质性双赢。

抵达法国后，将“江郎才尽”梳理的BmK IT初稿呈交Herve Rochat，敬求他的过目指正。一周后，Herve Rochat返回文稿，他只在文稿的扉页上画了一个近乎满页的大大问号。他问到：你认为BmK IT被纯化了吗？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是的，HPLC图谱一个峰，部分结构被测定了。他随即提示：当一个蛋白体系含有千分之一的污染物，请问用现代物理或化学手段能检测出吗 ？不等我的回答，他说：任何现代物理或化学手段都测不出 ! 但是污染蛋白的功能能显现出。我理解，Herve Rochat的灼见并非就事论事地否定BmK IT的纯化，恰恰以他厚实的学术底蕴和独到见解提醒：要谨慎蛋白属性的定格。认定了数据真实，结论没有出格，我便执意送稿投刊听审。十分幸运，稿件被爽快地接受。一年后见刊Comp. Biochem. Physiol.,1988, 90C(1):237-240.

珍惜在法进修的分秒时光，压根没心思外出度假。完成了Fasciculin-3的测序任务后，自我感觉不到疲惫，完全沉浸在知识的补脑和爽心悦目中。自我加压意识到：科研任务有时间结点，科研机遇时不我待。还有半年的足够时间，继续扩大战果，一鼓作气地挺近BmK IT的完整序列结构攻破。

同样的技术套路，经测定，BmK IT由约70个氨基酸组成。酶解的RCM-BmK IT肽段经TLC薄膜层析得到了有效分离。除C-末端残基未被确定，BmK IT多肽的共67个氨基酸排序被酶解肽段对接确定。

学术上，BmK IT是世界上第二个被发现与AaH IT结构高度相似的CP型抗昆虫毒素。无论抗哺乳动物，还是抗昆虫的长链蝎毒素多肽家族，大多被定义属钠离子通道的特异调制剂。CP型抗昆虫毒素AaH IT和BmK IT有几个与众不同的特征：1、在分子结构上，其一，分子尺度略大于其他由62-65个氨基酸组成的蝎毒素家族；其二，N-端以KK 起头,且第37位到40位有一个CCLL特殊结构域，这个结构域频见在被定义为钾离子通道阻断剂的短链蝎毒素多肽家族以及a-蛇毒素等其他物种毒素多肽，其间有无关联蹊跷和分子演化意义有待结构生物信息学的说道；2、在粗毒中的含量极低。稍不留意，很容易在分离纯化过程中丢失；3、对昆虫的强悍毒性难以置信。0.1纳克(pM级别)足以使苍蝇幼虫出席短暂的松弛，随后强直收缩成黑色硬块。 4、难以捉摸的变异度。不知是地域的差异，还是粗毒采集的季节因素或群体混杂，后人很难重现母体分子模板，只能找到AaH IT和BmK IT的同源体。见中文版中国科学(B辑),1993,23(1);46-52, 英文版中国科学(B辑),1994, 37(1):42-49.  

CP型蝎抗昆虫毒素对昆虫的超强毒性和特异选择性蕴藏了新型生物杀虫剂转化研发的潜在价值。英国牛津大学病毒研究所的一位学者将AaH IT基因敲入杆状病毒，有效地杀死了啃食包菜叶子的蠕虫，并将结果发表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Nature上(1991),  15年后，中国学者同样采用AaH IT基因植入新的宿主病毒，得到了相似的高效杀虫效果，并发表在高级别的国际学术期刊Nat Biotech.(2007)。 令人玩味的是，牛津病毒研究所的这位学者试图把他的研究成果应用到大田，立刻遭到了伦敦博物馆长和英国分子遗传学家的强力反对阻止。他们质疑：有何保障，这玩意只杀害虫，不会伤及益虫 ？只杀昆虫，不会伤及人类 ？牛津病毒研究所的管理者不得不“勒令”暂停了这位学者的“冒进”，并明确表示，该项后续研究必须与产业联手。科学的严谨性和科研成果转化的苛刻前提值得我国学界敬慕规范。见生命科学,1996年第8卷第3期。

实验室特意在马赛市区安排的送别宴会结束后，搭乘Herve Rochat的私家车返回“Miranda Hotel” 住处。路上，他感慨到：一个法国人2年做一个毒素多肽测序，一个中国人一年完成了4个毒素多肽的测序，可喜可贺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机遇处处游，亮剑高光影。

【作者介绍】吉永华,原中科院上海生理所研究员。国务院特殊津贴和国家杰青获得者。曾兼任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两届中华总工会执委，两届上海市民盟副主委。现任河北大学特聘研究员。

责任编辑：吴蜀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