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于“眼缘”

文/宋庆华

认知一个人大都起于“眼缘”，倘若入脑入心则“心缘”跟进，“情缘”渐深。

然而，大千世界，芸芸众生，要邂逅一个人都并非易事，更不用说是认识、了解，乃至熟知一个人，更是难事，识今人如此，识古人还得广搜文物，深入故纸，多方考证才不至于轻率，可谓难之又难之事。

我“识得”司马光，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我们这代人读书的“发萌”正处“文革”拉开序幕的1967年，正因为无书可读，老师和有限的文字传播的知识留给小学生的记忆可能是深刻而一贯的。一则短短的说“司马光砸缸”的文字跑进一片空白的脑子，最早画出印象是深刻的。故事说是几个孩子在后院里玩耍，一个孩子失足掉进水缸里，其他的孩子都吓得四散逃去，只有司马光急中生智捡起一块石头砸向水缸，缸破了，落水儿童得救。老师的教导和同样也是小孩的我，就一个认识，司马光就是一个聪明机智儿童，其他则没什么多想。

不知什么原因日后也没见更多涉及司马光的文字，那岁月读什么不能读什么是有明确规定的，朦胧中记得司马光是被那个时代批判的，至少是被忽视的，原因仿佛是被威权人士批注为反对“王安石变法”，代表的是世族，是地主阶级，阻碍了历史进步。以后，时光悠悠也就淡忘了这“何许人也”。

续上这“缘”的是此后多少年的一次游览乐山大佛，经人指点才发现道旁的摩崖石壁上镌刻着司马光题写的“登山亦有道，徐行则不踬”一句话十个字。当下便激起几个同行朋友各抒己见的言论，争论最后集中在“道”和“踬”两个字上，有人说“道”是寻求具体的路，有人说是指方法，也有人说是做什么事情都得有原则合乎大道；“踬”字太冷僻，谁都不认识，象是受挫折或者遇上困难的感觉。我印象最深的当时就感受到两句文字不算深奥的话里蕴含着很深的人生道理。那时没有电脑、手机，只好把争论带回家查资料才算解决。从此，我对司马光其人，才将“砸缸”、反对“王安石变法”、编撰《资治通鉴》诸事件不仅联系起来，还产生了深入了解的“心缘”。

这“缘”结深了。不仅涉猎与司马光沾边的文物、文字、史料，尤其对他表现出来的学识魅力细品，嚼出许诸多味道，还将其奉为一种榜样，一种力量的源泉。

如果我们抛弃直奔“亮点”的思维陋习，就会发现司马光除了编辑中国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籍《资治通鉴》之外，还有甚多奇闻轶事，窃以为将历史上的甚至就是刚刚过去的人和事看轻，而且游刃其间，切中利弊，也未必不是一种治学或认知方式，并非如一些人严肃地撑起一副沧桑刻板的脸下一己之见的定论，更不必如一些威权人物在当世的空间显威不够还得将爪牙伸进历史的时空里胡乱指画。不管怎么说，任何人都是一孔之见，强制别人认同无异于暴戾乃至荒谬。因为你也将淹没进史海，或许常识和事实将证明你错了。

不妨先阅读一下“亮点”以外的东西，闲而有心品道。

司马光砸缸是“急行”而不是“徐行”，但“不踬”且有效。地点是他家的后院，那时他父亲任光州光山县令，后院挺大，其家乃宋代官宦世家，他出手是急中生智，救起的孩子是当地的富二代叫上官尚，为着感激司马光的救命之恩，他在名字里加了一个“光”字，以后还在当地修建了一座保存于今的“感恩亭“。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且这“难”当时有名，还载入史册，可上官尚光经商不顺，做官受挫，只好回家乡教书，终了残生，其不发达的原因未必是登山没有道，因为他少小就出名，又牵上司马光这大官，但他肯定“踬”了，原因会不会是没“徐徐”，也不得而知。历史的文字厚此薄彼，多有司马光砸缸的光鲜的记载，少有上官尚光的萎靡的身影。

司马光所处的年代也名人迭出，以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为代表，都是文章大家、著作等身的学者，在中国文坛各放异彩，也都在宋代政坛上有所作为。前四位先后官至宰相，只有苏轼不仅官职较低，多遭贬嫡，仕途坎坷，但文学成就甚高，底层社会生活体味最浓，史载辉煌也不亚于前四人。范仲淹在宋仁宗支持下搞“庆历新政”，欧阳修参与并支持，失意后一同被贬。司马光和王安石同辈也同朝为官，都受欧阳修举荐和提携，苏轼算是欧阳修的学生。“王安石变法”，因政见不合，欧阳修、司马光同属保守派，持反对态度，一同被撤，欧阳修致仕告老，司马光便退居一边去编修《资治通鉴》，这一去就是19年，直到宋哲宗继位，受启用任宰相后，立马废除了王安石变法的所有内容，两人就这样相惜相恨了一辈子。苏轼与范仲淹没有交集，但他是欧阳修的学生，与王安石、司马光是好朋友，变法中，他发言认为王安石的一些措施不妥而被贬，司马光撤除新法时他又认为变法的内容有的可以保留，又遭贬斥。不知是不识时务，还是固执己见，他一生都在启用或贬嫡的路上，文学成就、江湖名望、庙堂争议都高，苏轼确实值得玩味。

读司马光，有缘则经常或随处与他不期而遇，一次去外地朋友家，碰见他正在看一份期刊上谈司马光的文章，话题自然转向了他。想想也是，读书人碰在一起不谈这些文史哲大家，谈谁？但是，说司马光其人其事其著，情缘最深处即是一部《资治通鉴》。曾经一个极偶然的机会进到国家图书馆，瞄到一眼高琚在棕色实木架上的一溜线装书，煌煌294卷300余万字，那一刻禁不住全身战栗惊悚不已，我们这一代该读书时候“停课闹革命”该学文化的年岁又幸遇“文化大革命”运动，活脱脱“半个文盲一白痴”的青年人，哪里见过如此巨著，遑论这些文字蕴含的巨大内容，就其体量也足以让对它有一丝意识的人感受到泰山压顶的分量和海啸一般的冲击力量。想想有人将这些国宝级的书籍随便拿进自家的书房，不时随意地翻读，何其受用而表现学识无比优厚的神色，也由不得不一阵寒颤。

《资治通鉴》记事上起周威烈王23年，截止后周世宗显德6年（公元前403年——959年），记载了16朝1326年的历史，引用前人资料达322种，史料、文献价值极高。司马光受宋英宗、宋神宗之命担纲主编，以皇家之力，历时19年编撰完成。巨著站立如高山，人物伟岸似铜像，相形之下深感学识低下积累甚浅格局太小的悲哀，以后读书环境好了，原著读得晦涩不通，换读白话译本又吭哧费神，继而读学者们帮助梳理的精华本，断断续续读了几十年，终不得要义。心底里不知多少次赞叹司马光之类大家治学的学识功力、严谨精神和持续毅力，也不自觉地哀叹，如庄子所言“吾生也有崖，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

虽然司马光受两个皇上指派担任主编，集皇家之力网络优秀人才组成专门的书局专办此事，但他绝不是仅仅指手画脚绕嘴弄舌的“甩手掌柜”，而是亲历其间把握大事裁择大势，认识定性，详略取舍，还耐心细究至一个字一个词一句话的使用，“宁失于繁，毋失于略”。

虽然受皇上直接领导专撰一部史书，但并不等于干起事来一帆风顺一气呵成，快而顺当。19年间，有朝廷内部的攻讦、朋党之争的障碍、书局人心的动摇和其他公务的困扰，别有用心的小人还利用他在道德上的洁癖爱护羽毛的心思，瞅准宋神宗对他外放之际，上书解散书局，割断他与皇上的联系。司马光却视完成《资治通鉴》为人生最大使命，认准保留书局，留住得力助手才是唯一出路，不惜放弃升官的机遇，以“韧”以“曲”，忍辱负重19年，终于大功告成。司马光受命宋英宗成立书局修史，宋神宗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之意，赐名《资治通鉴》并亲自作序，时年48岁，待全书完编已是63岁。

登山亦有道，徐行则不踬。表述的是古代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和文章大家的深刻内心体验，更是他人生进程的真实写照。认准山头（目标），研究方法找好路径（道），以稳定的速度认真的态度前行，避绕挫折和自伤（不踬），锲而不舍地完成人生使命。完成《资治通鉴》的编撰，生命长度“熬”过王安石，且废除所有“变法”内容，使政局和社会恢复常态，便是明证。当然，这十个字一句话并非字面直解的意思这般简单，其蕴含的学识、经验、智慧，即使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依然觉着道行极深，有着大道不废的蕴藏。

司马光其人其事详叙乃大书一部，非吾之笔力所能及，掂量、品评、细嚼“登山亦有道，徐行则不踬”这一句话，拉杂一些“多余的话”，无心或是有用。

【作者简介】宋庆华，任职于重庆市公安局轨道交通总队。在公安系统干过科长、处长、副总队长、公安局长。从2013年开始文学创作，小说《绝对意外》入选“2014年度中国公安文学精选（中篇小说卷）”，散文《韶华难逝》入选“2016年度中国公安文学精选（散文诗歌卷）”，小说《手铐》入选“2017年度中国公安文学精选（短篇小说卷）”和《中国公安文学精品文库（1949-2019）》，出版有长篇小说《绝对意外》、中短篇小说集《绝对现场》和作品集《绝对关键》《天衣无缝》《江河作证》。写作信条：笔之所至，心之所言。

责任编辑：吴蜀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