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郑鼎文解读陕西岐山泰伯庙众多之迷

文/郑鼎文

据初步了解，岐山县的泰伯庙有以下几处：(1)凤鸣镇叩村泰伯庙;(2)雍川镇高庙泰伯庙;(3)益店镇西街泰伯庙;(4)故郡镇涝川泰伯庙;(5)凤鸣镇东坡村泰伯庙;(6)蒲村镇南庄泰伯庙(文革中被毁);(7)岐山县城东关泰伯庙(已毁)

在此，我们有必要深思，岐山的泰伯庙为何如此之多?

我反复思考，仔细推断，觉得除了岐山是泰伯故里、泰伯仲雍是从岐山走出去的英雄豪杰这个根本原因外，起码还有以下几点缘由：

人格魅力使然。我在《试论泰伯仲雍离周奔吴的精神内涵》一文中，为了使人们对泰伯和仲雍的内心世界及高尚品德有一个更为深刻而全面的认识，从以下8个方面对泰伯奔吴三让天下的精神内涵和高尚道德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

忠君孝亲的可贵品质。忠君孝亲，被古人认为是一个人所应具备的最基本的品德。泰伯仲雍堪称忠君孝亲的典范。司马迁在《史记》中是这样叙述泰伯仲雍离周奔吴的历史事件的：“吴太伯与其弟仲雍，均为周太王之子，王季历之兄。季历十分贤能，又有一个具有圣德的儿子昌，太王想立季历以便传位给昌，因此太伯、仲雍二人就逃往荆蛮，象当地蛮人一样身上刺满花纹、剪断头发，以示不再继位，把继承权让给季历。季历果然继位，就是王季，他的儿子姬昌随后继位，就是后世所说的文王。太伯逃至荆蛮后，自称“句(gōu，勾)吴”。荆蛮人认为他很有节义，追随附顺他的有一千余户，尊立他为吴太伯。太伯死，无子，其弟仲雍继位;就是吴仲雍。”从这段历史记载不难看出，泰伯仲雍是忠君孝亲道德的践行者。虽说有长子继位的传统，但当明白作为国君的父亲想传位于少子季历再传位于孙子姬昌时，不仅作为长子的泰伯心甘情愿，作为次子的仲雍同样心甘情愿。这就不仅仅是泰伯让王，也是仲雍让王。且让得毫无阻碍，让得山高水长。在此，忠君孝亲的美德显然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兄友弟恭的手足情怀。兄友弟恭，是儒家所推崇的兄弟关系的标准尺度。就是说作为兄长对弟弟要友爱，而弟弟对兄长则要恭恭敬敬。这两方面当然是互相依存的。你仁我义，相互尊重、关怀、支持，这都是兄友弟恭的内涵。在这里，泰伯仲雍之间没有那种“你不仁我不义”的横眉冷对，有的是互敬互帮的手足之情。而季历也不是贸然接替王位，也有礼让之风。《韩诗外传》载，季历到吴国请二位兄长泰伯仲雍赴岐周奔父丧后，尽管群臣要立季历为王，但季历还是恳请大兄长泰伯继位，此时泰伯征求仲雍的意见，仲雍以国家规定的刑余之人(指文身断发)不能为宗庙社稷之主为由作了答复，这就成了泰伯下决心坚辞王位的关键因素。这说明兄弟俩关系亲密，遇事互相商量，然后才做决定。《古今乐录》载：泰伯仲雍离周奔吴后季历作了《哀慕歌》。整个来看，季历对两位兄长泰伯和仲雍的奔丧、离别和远去极为伤情，深深思念。可见这兄弟三人手足之情极为深厚，兄弟关系非常密切，相互之间很是敬重和珍惜。因此，在让王问题上，泰伯避让，仲雍谦让，季历恭让，显得十分和谐，特别仁义。这种理想状态的兄弟关系，仁兄对贤弟的厚爱，贤弟对仁兄的敬重，决定了泰伯仲雍愿意让位，乐意让位，且让得痛快，让得彻底。

同心协力的政治智慧。大家知道，古代的继承制是有严格的等级次序的。长子之后是次子，次子之后是三子，儿子之后才是孙子。假设当时泰伯乐意让位而仲雍不乐意让位，那么季历继位还是有阻力的，也就不会那么顺当了。所以，在让王这件大事上，仲雍和泰伯一样高尚，同样光荣。忠厚的泰伯深知要让三弟季历顺利继位，仅仅自己乐意让位是不够的，还得说服二弟一起远避让位;贤德的仲雍也深知，仅仅兄长让位还是不够的，自己也得让位，才能彻底消除父亲的心病，保证三弟季历顺顺当当继承王位，以确保王室稳定，国泰民安。这种同心协力的政治智慧，实在难能可贵。

顾全大局的高风亮节。国事为重、顾全大局，历来是受人称道的美德。泰伯仲雍远奔让王的联合行动，说明头脑中有全局观念，心系政局的稳定、国家的安危，人民的福祉。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泰伯仲雍有很高的政治觉悟，所以能自觉地体会君命，成全父亲的心愿，为周国持续繁荣发展而作出难能可贵的选择。

包容谦让的宽阔胸襟。显而易见，面对继承王位这件大事，在父王做出意外决策的情况下，泰伯仲雍的内心不能说没有波动，没有委屈，甚至还可能有点屈辱感，但他们是接受的，是包容的，是忍让的，其选项是谦让，远奔，为季历继位提供方便条件，创造宽松空间。这种心态，这种明智，这种见识和胸襟，确实让人肃然起敬。海纳百川有容则大，泰伯仲雍的伟大人格，与胸怀开阔密切相关。

乐于牺牲的至德境界。不难看出，泰伯仲雍兄弟二人都是具有牺牲精神的。为了成全父王的心意，为了周国的安宁，为了让贤能的三弟和侄儿姬昌得以继位和接位，他们宁肯牺牲自己的荣华富贵，而冒险远奔未知的蛮荒之地，去拼搏，去奋斗，去开创另一番天地。这种公而忘私的高贵品质，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浩然正气，这种牺牲自己成全他人的牺牲精神，实在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难怪大圣人孔子从内心深处发出由衷的赞叹，“泰伯可谓至德矣”，也就是说泰伯仲雍达到了最高的道德境界。

岐山县周公庙后稷殿内古公亶父及泰伯、仲雍、季历像

入乡随俗的超凡见识。泰伯仲雍兄弟二人远奔吴地，能在那里站稳脚跟，得到当地土著人的认可和接纳，与他们见识高远，文身断发，善于及时地与当地人融为一体有直接的关系。可以推测，他们从内心深处一定是尊重当地土著人的风俗习惯的，一定是认定必须仿效当地人“文身断发”的，认为这样才能见其真诚，被认同，被接纳。这种入乡随俗的灵活性，弃旧图新的果断性，终于使他们有了一个华丽的转身，顺利地融入了当地社会。

勇于开创的进取精神。今天，北方人即使组成一个上千上万人的团队前往南方，也不一定会被接受和认可，更不用说能很快被推举成什么首领了。那么，泰伯仲雍成功的最大秘奥是什么?他们带去了周国先进的农耕技术，振兴了农业，解决了吴地人民的温饱问题;他们兴修水利，使吴地旱涝保收;他们带去了冶铜技术，改进了那里的生产工具，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他们带去了制盐技术，为当地人提供了必需的生活用品。如此等等，由于他们的杰出贡献，自然会受到吴地人民的拥戴。而这一切，与他们开拓进取、勇于创新的精神显然是分不开的。与此同时，他们的高风亮节，他们的谦让精神，他们的人格魅力等等，当然也会受到敬重。

泰伯仲雍以实际行动所创造的吴文化，最突出的就是崇德谦让。历史上，曾有孔融让梨的典故，让的不过是一个大梨子;也曾有清代宰相张英修书让宅基地的故事，让的不过是三尺之地。而泰伯仲雍让的却是好大一片锦绣江山，是唾手可得的荣华富贵。难怪大圣人孔子赞叹道：“泰伯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就是说泰伯仲雍三让天下，达到了最高的道德境界，老百姓不知道用什么话赞颂才好。同时，泰伯仲雍所创造的吴文化，其最具活力的就是开拓创新。试想一下，如果仅仅是道德高尚，避让王位，而没有在南方打造出另一方天地，开创出万古流芳的辉煌业绩，他们还会有如此崇高的历史地位吗?在3000多年以后我们还会经常纪念他们吗?

我的上述观点，被全国政协网摘要转载，可能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正是泰伯仲雍高尚的道德品质、崇高的精神境界、谦谦君子的高风亮节，荡气回肠的人格魅力，才让后世的人们产生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的真情实感，因而才自发自觉地修庙祭祀，世世代代地纪念之。

纪念先祖所致。“国之大事，惟祀与戎也”。在我国古代，祭祀祖先与发展军事力量、保家卫国被看作最重要的两件大事。“敬天法祖”、祭祀祖先，历来是中华民族的重要传统之一，伐纣灭商前夕，周武王在《牧誓》中，历数殷纣王的罪状，其中之一就是“不祭宗庙，不奉祖先”，把这视为大逆不道之罪。当然，所祭祀的祖先，大多是仁德贤明的祖先，对于帝王来说，祭祀的就是明君英主。比如夏朝祭祀大禹、夏启、少康，商朝祭祀商汤、太甲、盘庚，周朝祭祀太王、文王、武王等。这种祭祀活动，除了纪念性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效法堪称楷模的祖先，以继承和发展其开创的伟大事业。这和我们今天所说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有异曲同工之妙。泰伯奔吴三让天下，经由王季传到文王姬昌，对此，对此，文王心知肚明，必然感恩戴德，铭记难忘。所以作为在西岐主政40多年的文王，尤其是当他把西岐治理得国泰民安、社会富庶繁荣之后，追根溯源，知恩感恩，必然要搞一些纪念大伯父泰伯、二伯父仲雍的活动。不言而喻，这样做肯定会影响到民间。“上有所好，下必行焉”，因而民间修庙纪念泰伯仲雍，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现在我们参观拜谒岐山各地的泰伯(太白)庙，发现庙内所供奉的都是泰伯、仲雍和季历，民间称之为大太伯爷、二太伯爷和三太伯爷。这种现象告诉我们：“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德高望重，百世流芳，必然会受到尊重、爱戴和永久的纪念。

与政治需要有关。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作为最高统治者，出于传递正能量、巩固政权、稳定社会的政治需要，总是要把“忠孝双全”的人树立为道德模范。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父慈子孝、家庭和谐，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反过来，国家富强、社会稳定，就可以造福于千家万户。正是认识到这个朴素的真理，因而历朝历代都会选择典型，将其树立为道德楷模，以供全民全社会作为榜样来学习，来效法。这样，就容易形成在家孝顺父母、于国忠君保国的良好风气，从而有利于家庭的和睦幸福，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作为圣人级别的文王，对此必然深谙于心，自觉践行。惟其如此，文王时代树立名副其实的道德楷模泰伯和仲雍，以引领社会风气，就是一种现实的政治需要了。

其四，与社会心理相关。

心理学的研究证明：模仿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现象。两千多年以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指出：“首先，模仿是人的一种自然倾向，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就是因为善于模仿，来源于其最初的知识模仿。 每个人都天然地从模仿的东西中得到快慰……”。有一种模仿与权威性因素有关。就是通过模仿比自己地位优越的人的行为，以满足自我显示的欲望。模仿也与追随性因素有关，就是追随他人的行为，与群体保持一致，以求得心理上的安定。同时，从古到今，在群众中一直存在着一种英雄崇拜的社会心理，它是符合人的心理特征的，也是极自然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每个人的内心中都有崇拜英维的驱动力，都有其价值意识，都有不同程度的认识英雄的能力。因而，英雄崇拜是一种普遍的、必然的心理事实，是一种精神上的欲求。英雄崇拜心理具有广泛的心理基础。鲁迅先生说得好：“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一个有了英雄却不懂得敬重和爱戴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民族。”

毫无疑问，泰伯和仲雍在历史上都是伟大的英雄人物。再加上周文王时代的思想引领和社会导向，因而尊重、敬仰、崇拜、向往泰伯仲雍，就必然会成为当时的一种社会心理和思想潮流，在这种情况下，泰伯仲雍曾经活动过的地方的群众修建泰伯庙以供敬奉和纪念，就是势在必然的事情了。

总而言之，泰伯仲雍自身的英雄气概、传奇经历、开拓进取、奋斗创业的事迹和精神所形成的人格魅力以及所派生的感召力、向心力、凝聚力和非凡的影响力，再加上纪念先祖、政治需要和社会群体心理等诸多因素，因而在泰伯故里、圣地岐山出现这么多泰伯庙就必然在情理之中了。

【作者简介】郑鼎文，大学文化，中学高级教师(副教授)，中国先秦史学会会员，周公思想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陕西省大雅礼乐文化促进会副会长，宝鸡炎帝与周秦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岐山周文化研究会会长，县社科联副主席，县政协文史研究员，省作家协会会员，曾任范家营高中校长和县老年大学首任校长，著有《周文化丛书》“三王卷”“典故卷”、《周公演义》《品味周公庙》等9本书，在报刊发表文章500多篇。先后应邀参加了武汉、成都、兰州、上海、宝鸡、西安、天水等地的30多场学术研讨会。

责任编辑：上官慧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