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召公为什么能成为四朝重臣？

文/沈德科

活跃于先周和西周政治舞台上的召公姬奭，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他先后辅佐文、武、成、康四王，被誉为旷代辅弼。中国数千年的政治舞台风云变幻，政治人物更迭频繁，召公历四朝且为君王一直所器重，为臣所信赖，为民众所拥戴，留下了辅政的佳话。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今天，我们通过探寻他之所以能成为四朝重臣的一些原因，相信会给我们以良多的借鉴和启示。

勤劳国事业绩赫赫，有为必有位。召公步入政坛，起始于周文王时期，止于康王时期。周文王为政时召公就已崭露头角，担当大任，用事居多。文王在谋划兴周大计之时，考虑到了与遥远的南国诸侯的结盟。当时周边的诸侯已多被周文王的仁德所感化，然而江汉之地有秦岭屏障，自古天险难行，加之那里的土著习惯在崇山峻岭和浩渺烟波里讨生活，自在彪悍，想要与其结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是召公迎难而上，遵照文王的睦邻政策,去南国(分布在江汉流域各诸侯国)宣扬文王的德政，揭露殷纣的苛政暴行，争取人心，结交盟国，扩大了周在南国的影响，加强了周同南国众诸侯的友好合作关系。宋朝理学家朱熹对这件事曾有评价：“(文王)且使周公为政于国，而召公宣布于诸侯，于是德化大成于内，而南方诸侯之国，江、沱、汝、汉之间，莫不从化。盖三分天下有其二焉。”

武王时期，《史记》记载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修文王绪业。召公跟随周武王姬发参与了牧野之战。牧野之战结束后，周武王之弟周公旦手持大钺，召公奭手持小钺，左右夹辅周武王进入朝歌举行祭社大礼，向上天和商朝百姓宣告帝辛的罪责，宣告周朝的建立。庆功典礼上，“召公奭采赞”。能在如此规格活动上主持典礼，实际是对他的身份和所处地位的肯定。周武王实行分封制，将姬奭封在蓟地(今北京)，但姬奭没有前往蓟地就封，而是派他的长子姬克管理蓟地，自己则留在都城镐京(今陕西长安)任职，继续辅佐周王室。

成王继位后，召公一直独任大保，精心辅弼国君，以至人们用大保作为对他的习惯称谓。成王东征和营筑洛邑等重大军事和营建活动，都有召公勤谨的身影。成王亲征平叛期间，召公协助周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收拢人心一致对外，历时数年终于征服管蔡武庚以及归附的诸侯国。《史记·周本纪》明确记载：“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践奄，迁其君薄姑”。而《尚书·召诰》中对召公参与营筑成周(洛邑)的情况记载更是细致形象，多有褒扬。

周康王姬钊继位后，召公的年寿已经很高，周公等辅臣已去世，召公、毕公相康王主政事。这一时期，与召公有关的100多篇(件)金文对其多有褒赞和称誉。康王时的一个作册大鼎，器内有铭文39字，铭文中对召公的称呼为“皇天尹太保”，可见地位之显赫。后人对召公的辅政地位如是评价：“所幸周之有召公，若汉之有萧何，镇国家，抚百姓，给馈响，不绝粮道，方有周公三年之征，久战克胜。不然，禄父之难，管、蔡之叛，鹿死谁手，将殊难逆睹也。盖周公纵有通天彻地之能，亦无三头六臂之雄，如之何即守西复征东?”

召公的地位，是辛勤的种子开出的灿烂之花，是无与伦比的处事能力铸就的，是经天纬地之才奠定的，正应了一句名言:“有为才有位”，舍此别无他途，这也应该是召公成为四朝重臣的最重要的原因。

兴忧朝政刚直敢言，忠义成股肱。召公久居太保之职。《周官》篇载：“立太师、太傅、太保，兹惟三公。论道、经邦、燮理阴阳。”即阐明大道、治理邦国、协调阴阳。三种职责中，召公侧重于论道，包括对天子治国、治身、治人、处事等方面的训导和教诲，规劝其在德行、言辞上的不当之处，以保证其所言合乎德，所行合乎义，即“保安天子于德义。” ①

《尚书•周书•旅獒》记载有一个这样的事件：周武王消灭商纣王之后，威德广博四海。当时西方蛮夷之邦旅国进贡了一头獒犬，高四尺有余，能晓解人意，威猛而善于和人搏斗，与当时中原之犬大不相同。召公奭担心武王会因喜好此犬而荒废政事，于是写了一篇文章，名曰《旅獒》， 向周天子阐释了从如何正确对待物而到如何对待人的态度和方法，告诫武王不要“玩人丧德，玩物丧志”。他认为有盛德的君主，是不会狎侮他人的人格的。如果你狎侮了君子，君子就不会为你的视野尽其心志;如果你狎侮了小人，小人就不会为你的事业尽其劳力。至于玩物，君主将大量的精力与时间，花费在自己所喜好的事物上，哪里还有心思过问政事?久而久之，会危及到自己的王位。召公还直截了当地提出，作为君王不可“玩人丧德，玩物丧志。”王者要用道来安定自己，谨慎修德，在思想上要“慎”，认识到德与物、与己与人的关系而谨慎对待物与人;在行动上要“修”，谨慎地行事，注重小事小节即“矜细行”而成“大德”。武王毕竟是一个贤明的君主，幡然醒悟，为后世留下了一段佳话。

《竹书纪年》曾载：“成王三十三年，游于卷阿，召康公从。”《诗经·大雅·卷阿》就是这次巡游的记录，《毛诗序》认为该诗是“召康公戒成王也”。全诗歌颂了周王礼贤下士和君臣出游，群臣献诗的盛况。同时在诗中借景发挥，用凤凰和梧桐作比喻，指出只有栽下梧桐树，才能招引凤凰来。劝诫成王要牢记先王敬贤用贤的美德，光大传统，施行德政，发愤图强，稳固江山。同时告诫成王要常曲圣体，广纳贤才，发扬周代先祖仁政爱民、勤政廉政、以德治国的政治策略，才能“百鸟展翅紧相随，凤栖树上百鸟陪。”

召公或以激烈的言辞面谏最高层，或以和风细雨润之于高层。汉代礼学家和学者戴德对召公的这种行为评价道：“洁廉而切直，匡过而谏邪者，谓之弼;弼者，拂天子之过者也;常立于右，是召公也。”召公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谏臣，为西周政治社会的中兴、为永修太王到文王的绪业，而忧国忧君的朗朗情怀，为辅弼的各朝君王所倚重，从而被引为股肱之臣就成为十分必然的事了。

平和包容肝胆相照，以诚待人。周文王时，将都邑从岐山周原迁丰。将岐周之地交由召公、周公二公分管。武王灭商时周公和召公是灭商的首要功臣，“牧野之战”周公持大钺、召公持小钺分别站立于武王左右，为武王的左膀右臂。西周王朝建立4年后，周武王劳病而逝，由于即位的周成王年幼，便由周武王之弟周公旦和召公辅政。当时，西周天下很不稳定，周公旦和召公奭二人分陕而治。据《括地志》记载：“自陕而东;周公主之;自陕而四，召公屯之。"当时周公旦把主要的精力用于防备殷商遗民的反叛，稳定东部新拓展的领地;而召公奭的责任就是进一步开发黄河中游地区的农业生产，建立巩固的经济后方，为周王朝进一步开拓疆土解除后顾之忧。二公主政，密切配合，为西周兴旺贡献良多，有“周召之业”“周召之迹“”的美誉。

成王晚年，周公已逝世，召公、毕公执政。召公这时虽仍任太保，实际上已上升为周政府中第一号人物，其责任更重。成王病危时，“惧太子钊之不任，乃命召公、毕公率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尚书•顾命》中亦明言“成王将崩，命召毕公率诸侯相康王”。召公、毕公严格遵照成王的遗嘱，在成王驾崩之后，即“率诸侯以太子钊见于先庙，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为王业之不易，务在节俭，毋多欲，以笃信临之”。召公的一举一动，臣臣同心可见一斑

召公也能化敌为友，以诚相待贤人。商纣大臣辛甲，见纣王荒淫无道，连续进谏了75次，都被纣王赶了出来。辛甲觉得商朝气数已尽，就转而投奔周国，起先是召公出面接待，和他谈话，就判断这是一个非常贤明的大臣，立刻去报告他的父亲周文王，周文王赶紧亲自出来迎接，把辛甲任为公卿。

召公和其他重臣也是坦诚相向，以诚解纷。据史载，姬诵年幼即位，“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祚，代成王摄行政当国”，引起了管叔、蔡叔及群弟的不满，并散布“周公将不利于成王”的流言②。武庚见有机可乘，便拉拢管叔、蔡叔，又联合东方的徐、奄、熊、盈、薄姑等部起兵反周。召公最初对周公“当国践祚”也有怀疑，故“不说(悦)周公”。周公解释于召公说:“我闻在昔成汤既受命，时则有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己，时则有若巫贤，在武丁，时则有甘般，率维兹有陈，保义有殷，故殷礼祚配天，多历年所。”③周公以殷商的几代国王中，都是靠几位贤臣才保证了政权的延续，经过周公的解释，召公不但谅解，而且对周公不存一点芥蒂，并协助周公东征平叛。展现了召公诚信、包容的良好素养和肝胆相照的品质，以及有德且贤明的宗室长者形象。

中国政治史告诉人们，为官者从政生涯的恒久与否，最重要的一点是其修养与教化，特别是包容他人的大度情怀，这是臣臣和谐相处和承继大业的基础。同样是西周重臣、且为姬氏嫡亲的管叔、蔡叔和霍叔，号称“三监”，但对周公摄政由不满到联合武庚兴兵作乱，节操不保，最终落了个武庚被诛，管叔被杀蔡叔被流放，霍叔被废为庶民的下场。这也进一步从反面说明了召公能履政于四朝，与他心胸开阔，肝胆相照于臣僚的个人素养有着极大的关系。

敬德敬廉两袖清风，政风誉朝野。召公曾提出“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的殷鉴思想，并在周初重殷鉴，防止官员纵欲扰民贪腐的执政氛围中，身体力行，敬德清廉。他十分清楚清廉节俭是国家、家庭乃至个人的生存之道，执政者“不可不敬德”，只有敬德慎德，为政者才能长享国祚。欲求廉洁必先崇俭朴，所以廉洁和俭朴往往是合在一起的一个问题。他更是提出敬德、清廉和俭朴从政要从细小处做起，“不矜细行，终累大德。”，“为山九仞，功亏一篑。”《韩诗外传》卷一就记了召公这样一个细节：“昔者，周道之盛，召伯在朝，有司请营召以居。……”但是召公断然拒绝，“于是，出而就蒸庶于阡陌陇亩之间，而听断焉。召伯暴处远野，庐于树下，百姓大悦，耕桑者倍力以劝。于是岁大稔，民给家足。”说的是召公深入民间平定狱讼时，有官吏想要给召公营建官邸，以解召公风餐露宿之苦。但召公认为因他一人大兴土木营建官邸，只能是铺张浪费，劳民伤财，此举也绝对不是先君文王所期望的!召公一如既往“就蒸庶于阡陌陇亩之间”，“暴处远野，庐于树下”，就近处理政事、听讼断狱。百姓纷纷被他的精神所感动，养桑耕种无不加倍努力，国家年年获得大丰收，百姓们过上了“民给家足”的幸福生活。召公因之也被誉为中国廉政文化的鼻祖。

可以说，召公那劳碌的身影始终闪耀着的勤廉执政的光辉，并且张扬出了无与伦比的人格魅力。清廉持政、俭朴节用的美德，这也成为召公被文武成康十分器重的一个重要原因。

以人为本爱民如子，万民同称道。召公两千多年前就悟到了一条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那就是百姓是社会的主体，国家的兴衰、政治家的成败，其关键因素都集中在对百姓的态度这一根本问题上：重民、爱民者兴;轻民、虐民者亡。

为了了解百姓疾苦，方便民事的处理，以及奖励农桑，他常常巡回于乡间，山山岭岭留下了他的足迹，村寨常现他的身影。甘棠树下成为他栖息和办公的天然场所，就是为了便民、利民。有时饥渴了竟然食之于甘棠果，也不愿烦扰百姓。以此坚守着“以吾一身而劳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的信念。召公这种不劳民、不扰民的做法深受老百姓欢迎。《史记·燕召公世家》对此作了形象地叙述：“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在他辛勤治理下，所辖区域，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乐业，民风淳朴。“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歌咏之，作甘棠之诗。”留下了千古传诵的“甘棠遗爱”佳话。

召公那“劳一身而不劳民”的精神境界千百年来让无数仁人志士折服，让多少贪暴者汗颜，得到了百姓的衷心赞美。他的不劳民、不扰民的清风正气，成为千百年来官吏的楷模，也被人们深深的怀念着，人们把甘棠树当作召公清廉贤明、德政爱民的化身来敬拜，“棠阴”也成为良吏政绩的代称。在周初重“民鉴”的思想氛围下，召公那爱民惜民的品性，怎能不被诸位周天子所看重?

召公距离我们现在已有数千年之久，但召公精神像埋在甘棠树下的一壶老酒，更加醇香。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征程中，“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④，召公履政之轨迹、活跃于政治舞台地原因，以及其思想、品质和行为对于我们强化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和党员干部如何履职行政有着诸多地借鉴和启示。

反腐倡廉的源头活水。召公所主张的殷鉴思想、敬德保民、廉政思想，俭朴从政、自律节用以及处政务于民间的行为，历经千百年后，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甘棠遗爱”精神和他的廉政思想和行为，为历代官吏和士庶树立了标杆，是我国当代廉政文化建设的思想源头，更是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工作的源头活水。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优秀廉政文化，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价值日益显现的大背景下，认真挖掘、研究召公廉政文化精髓，对于我们“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将优秀的历史文化传承好、发扬好，找准时代价值，为开展党员干部教育、弘扬新风正气建好平台载体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⑤

勤勉敬业应是党员干部为官处世的本分。召公“夙夜为公”，不敢懈怠，勤于政事，万民称颂，其敬业之形象被历代传颂，宋代范仲淹就有“上有尧舜主，下有周召臣。琴瑟愿更张，使我歌良辰”的美好诗句，表达了对召公伟绩的敬仰和赞叹之情。这就启示我们为官一任，就要像召公那样谋事谋业，才能获得党和人民群众的赞赏和依恋，为党和人民所需要。俗话也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在实现中国梦的新征程中，我们党员干部队伍中涌现出了不少干事创业的功臣，为群众所称道，但敷衍应付、作风飘浮，工作抓而不细、抓而不实的现象也较普遍。召公的精神应该震撼我们的心灵，“为官避事平生耻”必须印刻在每一名干部的心头。要深刻认识到勤政敬业是行政道德价值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行政从业人员的职责和义务。作为党员干部就要在其位谋其政，谋其政尽其责。

敬德应是处官做人的首要修养。召公“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⑥”的敬德思想，开创了“为政以德”思想的先河。目前，我们的干部队伍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特别是个别领域腐败案频发，都与部分党员干部道德、良知欠缺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中央领导同志这些年一再的强调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德的考核与德的修养问题，要把领导干部的德行锤炼放在首要位置，为掌好权、用好权奠定品德基础。因此，各级干部必须树立以德为先的思想观念，认识到官德的好坏关系着老百姓的福祉，把“知耻”当作做人的底线和自我修养的起点。要树立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意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坚定为政以德的信念。同时，要注意细节修养。“不矜细行，必累大德”。因此，作为国家公务人员，应该做到慎初、慎微、慎欲、慎独、慎终，做一个让党放心、人民群众称赞的高素养干部。

保民为民应是执政者的最高目标。保民为民是召公廉政思想的精华，值得我们好好借鉴。党的干部要牢固树立“天下顺治在民富，天下和静在民乐，”“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意识，要有“忧民之忧”及“与民同乐”的思想境界，解民于困厄的政治作为。习近平总书记曾向全世界表白“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展现了一个共产党人深厚的爱民情怀。就是封建社会的统治者，诸如李世民，他做了皇帝以后，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怕字当头，他说我当了皇帝别人以为我什么都可以不怕了，但是我现在还是有所怕，怕什么呢?上怕天，下怕老百姓，就是这样怕，我还觉得我怕的不够。因此，我们要把保民为民作为执政者的最高目标，把体恤民情，敬畏百姓，为民办好事实事作为执政好坏的检验标准，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保民平安为民造福中体现党员干部的担当。

注释：

① 唐•徐坚 《初学记•职官部上》

② 《史记•鲁周公世家》中华书局 2013年9月出版

③《尚书•周书•君奭》 邓启铜注释 东南大学出版社

④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⑤2019年10月10月22日，副省长、宝鸡市委书记徐启方在刘家塬(现召亭村)勤廉教育基地考察时讲话。

⑥ 召公《尚书•周书•召诰》

参考文献：

1、司马迁 《史记•周本纪》 中华书局出版

2、赵雅丽 《<尚书>中召公形象探微》《重庆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 总第121期 )

3、张帅峰 《廉吏之祖——召公奭》 道客巴巴 2015年3月27日上传

4、颜克亮 《传统经典论勤政敬业的价值内涵》 《探索》2009年第3期

5、百度搜索 《西周时期的召公为何能被尊为典范法官》 2018年5月14日上传

【作者简介】沈德科, 男，陕西省岐山县人，大学学历，岐山周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责任编辑：上官慧慧